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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筆下的清華——王淦昌,“清華是我的搖籃”

2015.08.10

    供稿

    映像設計組

    創(chuàng)意

    映像設計組

    文字

    王淦昌

    圖片

    宋晨

    編審

    趙鑫、尹霞、張歌明、張錚

    設計

    王寅、張穎

     

題記:王淦昌(1908-1998),江蘇常熟人,兩彈一星元勛,被譽為“中國核武器之父”、“中國原子彈之父”,于1925年至1929年就讀于清華物理系。本文節(jié)選并改編自經(jīng)他口述、李瑞芝整理的文章《我的搖籃》,記述了王淦昌先生對清華求學期間一些小事的回憶,從中可以看到他對母校深厚的感情。

一九二五年我被錄取為清華學校大學部第一屆學生,我高興極了,從上海抱著簡單的行李來到北京。那年我剛滿十八歲。踏入清華大學校園,首先看到的是那桐寫的“清華園”三個大字。那時候的清華大學,校園沒有現(xiàn)在大,大約不到現(xiàn)在的五分之一。

學校周圍是寬闊的莊稼地和鄉(xiāng)村農舍,清華大學巍然矗立其中,有如鶴立雞群,非常突出。清華校園綠草如茵,樹木蔥翠,五顏六色的、我說不出名字的花兒,圍繞在各種建筑物的四周,那活潑舒適的體育館,精致幽雅的圖書館,宏偉壯觀的大禮堂,嚴肅堅固的科學館,更是令我神往。

進了清華,第一件使我難忘的事是陶葆楷同學給我的幫助。他比我大一二歲,比我早幾年進校,他時常對我說:“我們將來都要離開學校的,無論是在學校當老師還是在某單位、某部門工作,除了有豐富的學識之外,還要有好的口才和表達能力,才能把你的思想、你的知識更有效地傳播給別人。”他鼓勵我學講演。最糟糕的是我在中學時只愛好數(shù)學,不注重國文的學習,不知講演稿怎么寫,他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做筆記,如何寫稿子,如何講演。在他的幫助下,我終于摸到了“門”。后來我能夠比較流暢地寫學術論文,寫講義,在給學生講課或和同事們交談時,常愛帶幾分幽默,這都與他當年對我的幫助分不開。

在第一年普通課程的學習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學課。我在中學時從沒接觸過化學試驗,而在清華大學的化學試驗室里,各種各樣的試驗設備和試劑使我眼花繚亂,我對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和喜歡,對各種化學反應都有非常高的興趣.進了試驗室我總是認真地、盡可能多地做各種試驗,做著做著就忘了時間,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趕我離開試驗室時,我才會感覺到肚子餓了,趕快到食堂去找點什么充充饑。

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課,葉企孫教授在大課堂上給我們做物理實驗,表演伯努利(Bernoulli)原理,即將豌豆放在一個很小的、帶有管子的漏斗型上,從管子那頭吹氣,豌豆飄在漏斗中間,掉不下來,也沒被吹的氣沖走。他要學生們解釋這是什么現(xiàn)象,我想了想,解釋了這個問題,葉教授聽了非常高興,說我理解問題清晰準確。自這以后,他經(jīng)常找我,和我談許多物理問題,關心我的學習和生活,告訴我學習上有困難和問題時,隨時都可以去找他。我原來是想學化學的,可是在一年后,在葉企孫教授的影響下,覺得物理實驗也很有意思。就這樣,在進入專業(yè)課學習時,我選擇了物理。從此決定了我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一九二八年,我已經(jīng)是四年級的學生了,這時吳有訓教授應聘來清華物理系主持近代物理課程。他在教學中尤其重視物理實驗,給我們介紹和剖釋了近代物理學的重要實驗及其結論,特別注重訓練學生從事實驗物理學研究的本領,使學生充分掌握實驗的技巧,努力提高實驗的精確性,把對物理理論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實驗事實之上。

吳有訓教授還手把手地教我做實驗。那是一九二九年冬天,我畢業(yè)后留校當助教,他給我確定了一個研究題目: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為了完成這個課題,吳教授和我一起到圖書館找參考書,到學校甚至到市場上挑選儀器設備,教我做實驗的方法。于是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開始,我每天上午九時前將六米長、直徑零點五毫米的裸銅線水平地架到實驗室外五米高的空中,用蠟桿使它絕緣,用靜電機使導線具有負三千伏的電勢。裸銅線架在空中,直到上午十一時,然后仔細地把它繞在一個線框上。在靜電機停止工作二分鐘后,把線框放入金葉驗電器的絕緣箱內,通過顯微鏡讀出金葉的放電率,同時記錄下該天上午的大氣壓、風速與風向、云的性質與分布、氣溫。

這個實驗如果是在夏天倒沒有什么困難,最多出點汗,遇到雨天挨點澆罷了;可這是在冬天,整個實驗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時候北京的冬天比現(xiàn)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復進行架線、繞線、觀測氣象的勞動,遇上惡劣天氣更是糟糕。記得有一次刮大風,裸銅線剛剛架上去就給大風刮倒了,但實驗還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復與大風搏斗了三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盡,雙手都凍僵了,回到室內像針刺一樣疼痛。

就這樣持續(xù)做了六個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數(shù)據(jù)和大氣放射性的平均值與最高值的按月的變化,得出了結論,寫出了論文。過了若干年,我自己當了教授時,才深刻理解到原來吳有訓教授讓我做這個題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徹研究氣象因素對大氣放射性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要鍛煉和培養(yǎng)他的學生自己動手做實驗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艱苦惡劣的條件下,實驗也不能間斷。

1930年我考進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生,在那里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我上面說的那篇論文被翻成英文發(fā)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驚訝,十分感激,吳教授對他學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樣認真,竟親自翻譯并送去發(fā)表。它又是一股無形的動力,激勵著我在柏林大學認真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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