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標題文檔我心中的“金三角”
——抗戰(zhàn)時期疏散生活瑣記
●唐紹明（1952）
( 一 ) 一去四五年
1939年初，先行遷校到昆的父親，結(jié)束了手頭的工作，來到香港，把母親和我、妹妹、弟弟接到昆明。那時西南聯(lián)大連校舍都還困難，哪顧得上安排教職員宿舍，各家各戶只好自己去租民房住。我們家圍繞著清華辦事處這個中心，最初住在才盛巷，后來住過錢局街、文林街、青云路。兩年不到的時間里，搬過四次家，我也隨之上過三所學校。1940年冬，大西門一帶遭到日機轟炸，我們家受到嚴重破壞。于是按照學校當局的疏散安排，我們隨同其他清華家屬，疏散到了離城二十里外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煙村。
梨煙村的東北方約四五里，是大普吉，兩地相隔著大片農(nóng)田。那里新蓋有一院住房，是清華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還有個小普吉，因此合稱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對過的是陳家營，是又一個清華家屬疏散地。
從大普吉向南行，有一條河堤，堤上有路可以行小汽車，是大普吉通往昆明市內(nèi)的唯一通道。約行四五里，正好和一條從梨煙村出來向東行約三四里的小路相遇，構(gòu)成一個居民點，叫大河埂。潘光旦先生和趙世昌先生兩家住在這里。就這樣，以大普吉(包括陳家營)為工作兼居住的主體，形成一個“大普吉——梨煙村——大河埂”方園不到十里的三角地帶，聚集了一大部分清華教職員及其家屬，是一個凝聚著豐富的知識財富和精英的地區(qū)，那么熠熠生輝，成為我心中難忘的“金三角”。
這批師長當中，研究人員一般去大普吉上班，教學人員到城里西南聯(lián)大上課，職員則分別在城里西倉坡和大普吉兩地上班都有。他們在艱苦條件下，堅持抗戰(zhàn)，堅持教學和科研，為國家培養(yǎng)和儲備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為發(fā)展我國科教事業(y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無怪乎當年李約瑟博士參觀大普吉后，把它稱譽之為“中國科學家的搖籃”。我有緣在這戰(zhàn)時清華的大本營里生活了四五年。我愿從一個少年的視角，追憶一下這一段抗戰(zhàn)生活史，緬懷那雖然普通卻不平凡的歲月，重溫大無畏的抗戰(zhàn)精神，以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 周年。
( 二) 衣食住行難
梨煙村座落在玉案山腳下，座西朝東，村后大山橫亙。全村南北展延約三、四里，一條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兩旁散落著農(nóng)家住戶，樹叢、池塘和打谷場點綴其間。據(jù)說過去村里梨樹很多，有“梨園”之稱。在云南話里“園”和“煙”相諧，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這個村子寫成“梨煙村”，后來正式定名為“龍院村”。村民們對待疏散來這里的清華家屬很友好，兩位士紳特地騰出私宅供清華家屬居住。當時那疏散情景，在馬文珍先生的詩中曾有過記述: “收拾衣裳又遠行，父老媼嫗笑相迎。門前一片梨花樹，座座青山似畫屏”。
我們的住所在村子的盡北頭，是當?shù)匾晃恍绽畹氖考澋囊蛔略鹤樱ǚQ“李家院子”，和他家的老院子相毗鄰，掩映在樹叢中。這位士紳當過廣東軍政府的司長，人們還用老稱號稱他 “李司長”。
戰(zhàn)時昆明的生活本來就很簡樸，鄉(xiāng)村生活更是簡陋了。對住慣城市生活的人來說，最感不便的是沒有電燈，連煤油燈也沒有，只好自己弄個碟子，盛上菜油，用燈心草芯浸油，然后點著燈芯照明。這燈心草遍地皆是，把它采集回來就成了我們孩子們的任務了。把燈心草的桿皮剝?nèi)ィ槌鰲U心，就制成燈芯。至于用水，要到門外不遠一個菜園子的水井那里去打。后來大家合伙雇了一個青工，每天給各家挑一擔水；如果不夠用，就得自己去打了。我常常在下午和母親兩人抬著一個鐵皮桶把水打回來備用。沒有廚房，各家就截出門前一段走廊，安上一個泥爐，點木炭，燒水做飯。糧食和蔬菜等物，到“街子”(集市)去買或拿東西去換。
那時，生活很清苦，基本上吃不上肉。記得父親每隔一段時間，會把我、妹妹和弟弟拉到身邊，輪個地看我們的臉色，然后連連搖頭說:“面有菜色” “面有菜色”，于是讓母親買點肉，第二天餐桌上才能出現(xiàn)點肉絲。大家總是特別地高興，盼著下一次。至于衣著，只能翻箱底，大人穿舊了的給小孩穿，大的穿不下了改一改給小的穿。
住的樓房質(zhì)量很差。墻壁單薄，上端打通，誰家說話聲音稍大，能傳到左鄰右舍。腳步重了，樓板都在晃動。有一回，我們吃完午飯，打算掃一掃掉在地下的飯粒、菜屑，誰料驚動了樓下正在吃飯的梅家。他家三女兒在院子里向樓上喊話:“請等會兒再掃，我們在吃飯哪!” 原來樓板有縫，樓上掃地正好給樓下餐桌撒上“胡椒面”了。
我這時在城里上中學，寄宿在府甬道清華職員單身宿舍里，每星期六下午回梨煙村，次日下午返城，來回靠步行。開始有父親陪我走，后來有史蓁先生的兒子史濤和我作伴，再往后就是我一人獨行了。父親不放心，委托工友老張每次安排我上路。有一回，出校門時已晚，老張勸我明天早上再回，可我歸心似箭，執(zhí)意要走。過了黃土坡，來到向西拐彎的地方，只見太陽快下山了，大地忽然暗了下來，路上沒有行人，心里緊張，拼命趕路。眼看快到離村還有三四里的大石橋時，聽見后面響起“唰!唰!唰!”腳步聲，有一群人追了上來，嚇得我趕緊往路邊躲，恨不得鉆進黑黢黢的農(nóng)田里。猛地聽到一聲吼:“娃子，哪里去? 咋一個人走!” 我趕忙回答說: “回家去,村子里的。”幸好他們并不理會我，一陣風似地從我身邊掃過。我這才松了口氣，趕緊連跑帶奔地跟著他們，走完了這最后一段回家的路程。撲到家門時，“媽，我回來了!” 連喊帶哭地朝門板一陣猛敲，滿身的疲累、驚恐和欣喜都在這一刻里傾泄了出來。
就這樣，這條路啊，我走啊走，足足走了四、五年，由10歲走到15歲。那唯一的交通工具——馬車，我從來沒有沾過。口袋里那點零用錢，我也舍不得花。從那時起，我習慣了用自己的腳板，走出自己的世界。
( 三) 友情暖心田
和村西北的李家院子相對，在村子的中部偏東處，有一座惠家大院。惠家大院比李家院子大，主人姓惠，也是當?shù)匾晃皇考潱?jīng)當過學校校長，被人尊為“惠校長”。他把前面的老院子騰給清華人住，自己則搬進新建的后院去住。老院子的東面，即靠外面一邊，有一座馬蹄形的二層木結(jié)構(gòu)樓房，南北長，東西兩邊稍短。據(jù)我片斷的記憶，吳有訓、任之恭、趙忠堯、楊武之、趙訪熊、吳達元、楊業(yè)治等教授住在這里。余瑞璜教授住在院子外另一處。梅校長家后來也搬進大院，住在幾間臨時修建的房子里。
住在這里的師長們大都在大普吉上班。他們的孩子有的還小，不到上中學的年齡。于是大家商定，在大普吉為這些孩子辦了一所臨時小學，請來兩位女老師，由我父親負責行政管理。我的妹妹和弟弟就在那里上學。孩子們和大人一樣，每天步行于梨煙村——大河埂——大普吉之間。一天，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 任之恭先生在從大普吉下班回家的河堤路上，被兩個歹徒攔住，搶走了身上唯一值錢的一塊懷表，幸好人還平安。這個事件一度弄得大人和小孩惶惶不安。
惠、李兩院相距不遠，我常在下午三四點時到惠家大院找伙伴玩。一個伙伴是楊武之先生的三兒子楊振漢。他年齡比我小，但彼此談得來，談的話題多是清華園的舊事和南下避難的遭遇。有一次他對我說: “你見過駱駝嗎?” 他說他在北平西直門見過駱駝。“好家伙!坐下來有這么高，”這時他把身子蹲下，比著手勢；“站起來有這么高，”這時他把身子挺起來，手勢也隨之由低到高，直到踮起腳尖，把右手伸得老高老高，“有城墻那么高!” 還學著駱駝邁了幾步。他那生動的描述，使我相信駱駝的確了不起。這印象一直留在腦子里。
還有一個伙伴，是吳有訓先生的兒子吳惕生。他告訴我他是1931年出生的。那一年發(fā)生了“九.一八”事變，他父親給他取名“惕生”，以示時刻警惕日本帝國主義亡我中華的野心。我喜歡聽他轉(zhuǎn)述他父親的巴黎見聞，那雄偉的凱旋門和華麗的香舍麗榭大街，令我神馳。有一次，我向他介紹魯迅的故事新編的《理水》，對文中諷刺拄拐杖的學者和說話口吃的學者感到不解。我們揣摩這是對當時一部分留學生脫離人民大眾的批評。我們回顧眼下許多留洋學者，抗戰(zhàn)爆發(fā)后顛沛流離，輾轉(zhuǎn)昆明，特別是今天又來到鄉(xiāng)下生活，變化多大呀!吳惕生說:“這算是走出‘象牙之塔’，來到大眾中間吧？” 那雙聰慧的眼睛,在銀邊眼鏡圓鏡片后閃爍。
在大普吉旁的陳家營，散居有黃子卿、聞一多、余冠英、華羅庚等教授家，可能還有其他一些人家。黃子卿先生的兒子黃志淵，也是我常去找的伙伴。他家藏書很多，通俗演義不少。我曾向他借過一套演義中的三本，不料還未看完，其中一本被我那時寄宿的親戚家的一個朋友拿去看了，后來沒有還我，人也找不著了，我無法向黃志淵交待。后來我借給了他三本書去看，算作補償吧。當然，套書最怕缺冊，這樣的遺憾是無法用其它辦法補償?shù)摹?/p>
鄉(xiāng)間生活住久了，大人之間的交往也頻繁起來。住在同院里的各家天天見面，過從甚密，自不待言。隔院的人也常互相串門。比如，住在惠家大院的吳達元、余瑞璜太太，時不時會過來看望我母親；因為都是廣東鄉(xiāng)里，開口就講廣東話，往往人未到，聲先行，十分親切。余太太看見我床上放有一本《隋唐演義》，就借回去看，沒過幾天就還書來了，說好看，問還有沒有下冊?可惜這本書我不記得是怎么得到的了，當時就只有上冊沒有下冊，我沒法幫她再找到下冊，對此我一直感到遺憾。
那時各家還經(jīng)常做點小吃之類，互相贈送、品嘗。抗戰(zhàn)后期，父親經(jīng)潘光旦先生介紹，在昆明圖書館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幾斗米，生活條件有了改善。母親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廣東糕點送人，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蘿卜糕”，聞起來怪怪的，吃起來很香。潘光旦太太對人和善，樣樣為人設想，常從大河埂到梨煙村來串門，每次都帶來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親也常來往。1945年我們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來一籠屜熱氣騰騰的包子，為我們送行。
難忘一次大河埂聚會。主人是潘光旦太太，專門邀請李家院子全體家屬，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作客。那是一個獨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座北朝南，院子北邊是一座二層木樓，他們住在樓上，前面是院子。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擠滿了人，小孩子更是鬧成一團。潘太太準備了各種菜肴，大家自己動手做著吃。我還是頭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樣從面粉中做出來的，感到新鮮和好奇。潘太太還事先向門前田主買下田里一茬蠶豆，這時發(fā)給每個小孩一個籃筐，領著大家到田里摘蠶豆。我們專撿嫩的摘，不管是生吃還是做菜，都特別香。這種抗戰(zhàn)“牙祭”，既飽了大家的口福，還增進了彼此的友誼。這是同甘苦、共患難的友誼，是平等的真情，是戰(zhàn)時艱苦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這無論在戰(zhàn)前或戰(zhàn)后都是不多見的。
(四) 求師思奮進
大普吉清華研究所的大院里，住有湯佩松、戴芳瀾、孟昭英、葉楷等教授和一批年輕的研究人員，職員。進入大門向右拐，緊貼院墻的一排房子，就是戰(zhàn)時的清華圖書館了。館長是潘光旦先生，父親和馬文珍先生是具體負責人，好象還有一位尹先生及其他人。說它是圖書館，其實就是一間沒有割段的大房子罷了。里面約占總體4/5的空間是書架，擺滿書刊；旁邊過道放兩張大辦公桌，父親和馬先生各用一張。進門處約占總體1/5的空間是閱報處，中間擺了一張長條茶幾，四周圍了一圈沙發(fā)，這里也可當作休息室用，經(jīng)常有許多研究人員來看報、喝茶、聊天。他們關心時事，時而高談戰(zhàn)局，時而闊論形勢。除這間大房子外，還有幾間工作室。大房子正對門有一單間，里面堆滿了舊雜志和國外書刊廣告，我曾經(jīng)有好幾次鉆進去翻看國外舊畫報。
記得我第一次來到這圖書館時，面對如此豐富的書刊資料，眼花十分繚亂。有一次我在父親辦公桌旁的書架上隨手抽出一本硬殼書，是洪深寫的劇本《五魁橋》。這是我第一次看劇本，對里面的對話體覺得新鮮。記得劇中講農(nóng)民受壓迫起而反抗的事，我心想這是不是就是常聽說的“普羅文學”? 還有一次，只有我一人在閱報處茶幾旁翻看雜志，發(fā)現(xiàn)一本雜志里夾著一個沒有封皮的小冊子，標題是《評“中國之命運”》，還有一本雜志里夾著小冊子《新民主主義論》,后來知道前者是陳伯達著，后者是毛澤東著。
我每次從大普吉圖書館出來，總喜歡抄近路，穿過陳家營，沿鄉(xiāng)間小道回梨煙村。因此常常會碰上住在這里的教授們，慢慢地也就和他們認識了。有一次我從城里往回走，聽見后面有汽車開來，就本能地往路邊閃開。車子突然在我身邊停下，有人從車窗探出頭來，原來是華羅庚先生。沒想到他沖著我說:“你是唐先生的小孩嗎?住在哪兒?要不要送你一段?”我說是，告訴他住在梨煙村，他說:“好，可以在大石橋把你放下。” 于是招呼我上了車。那時華先生剛從英國回來，舉世揚名。我下車后，看著汽車調(diào)頭向北開去，心中充滿感激之情，默念著他是那么出奇的平易和親切。
又一次，穿過陳家營回家時，太陽已經(jīng)西斜，看見聞一多先生在田埂上散步。他身穿長褂，面蓄美須，背后襯托著夕陽的霞光，緩步走來。聞先生那時除在大學教書和做研究外，還常到中學去開展學生輔導活動。我參加過他和光未然同志到我們中學開的詩歌朗誦會。光未然同志朗誦《阿細的先雞》。聞先生朗誦艾青和田間的詩，熱情地贊頌詩歌的人民性、戰(zhàn)斗性，表明自己要和人民一起戰(zhàn)斗的決心。此刻當我走到他跟前，向他行禮時，心中突然升起一個“行吟澤畔”的愛國愛民的偉大詩人屈原的形象，不知怎地突然產(chǎn)生一個念頭，覺得他就是當代的屈原！
我還有機會一覽潘光旦先生的書房，在大河埂他家的二樓上。座北朝南，北邊墻上開了一個大敞窗，可以展望遠山景色：一側(cè)是螺峰山，因山上石頭多呈田螺狀而得名；一側(cè)是鐵峰庵，是一處建有廟觀的名勝地。這也許就是潘先生為書房起名“鐵螺山房” 的由來吧？看到潘先生的書桌、書架、書籍和馬燈，不由得想起他那時發(fā)表的許多文章和詩抄，那些具有影響的民主政論，都是在這里辛勤筆耕出來的，不禁使我想到他那博學多才的學問家的睿智，想象著他沉思凝想做學問的樣子，心中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
在枯寂的鄉(xiāng)居生活中，我記得看過一場電影。一天晚上，在梨煙村北頭一塊打谷場上，扯起一塊屏幕，放映從大普吉借來的一些科普資料片。各家大人小孩自帶小板凳前來觀看。一放映，傻了眼，是英文片，看不懂也聽不懂。于是有人提議: 何不把楊家老大找來給大家翻譯?不一會兒，楊振寧出現(xiàn)在屏幕旁。他身穿淺綠色美軍夾克，雙手插在夾克兜里，邊看邊翻，簡單明了，輕快自如，到關鍵地方還作點解釋。講到水有軟水、硬水之分，硬水因含礦物質(zhì)，肥皂不容易溶解，需加熱后變成軟水，才可用于洗衣服。坐在我前面的楊武之太太聽后，環(huán)顧左右說:“對啦！以后用井水洗衣服，得先熱一熱再用肥皂搓啊!”
1944年過去了，戰(zhàn)局有了扭轉(zhuǎn)。疏散人口逐漸返城，有的離開昆明，有的繞道印度出國遠行。梨煙 村已風光不再，住戶越來越少了。李家院子先是史蓁先生走了，繼而搬進了赫崇本先生，他后來也走了。沈履先生在樓下住了幾年，后來搬走了；樓上姚均先生一家接著搬進了城。這時，只剩下樓下的朱蔭章先生一家和樓上我們家還住著，原本不大的院子頓時顯得冷清、空蕩。1945年中，我家也搬進城；三個月后朱家也搬進了城，清華人和李家院子的一段抗戰(zhàn)情緣就此結(jié)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