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出任教育部長 振興教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三中全會以后，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從1979年到1982年間，有步驟地進行了思想解放教育，端正了指導思想，分清了路線是非，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擾亂的各方面社會關系調整過來，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1979年是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全國撥亂反正，實行工作重點轉移的至關重要的一年。1月18日至4月3日黨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會議進一步打破了思想戰(zhàn)線的僵化狀態(tài)，使思想理論界出現了多年沒有過的活躍氣氛。同時，也發(fā)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覺的現象：一方面，有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到“左”傾思想的束縛，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和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觸情緒；另一方面，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極端夸大黨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破壞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鄧小平同志認為：這些事件誠然是極少數，并且受到絕大多數人的抵制，但是值得嚴重注意。這股思潮如果任其發(fā)展，剛剛開始的思想解放就可能被引入歧途，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也不可能正確貫徹。因此，受黨中央委托，小平同志于3月30日在理論務虛會上，發(fā)表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講話主要針對右的思潮，同時也批評了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左”的抵觸傾向。
教育戰(zhàn)線和全國形勢一樣，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撥亂反正不斷深入，思想逐步解放，廣大教育工作者思想活躍。但由于前一階段原教育部主要領導思想不夠解放，領導揭批查“四人幫”群眾運動不力，思想路線是非不清，廣大干部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有極少數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散布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教育成績的謬論，造成教育戰(zhàn)線一個時期思想比較混亂。教育戰(zhàn)線面臨著重重困難。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任命蔣南翔為教育部黨組書記，2月23日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任命蔣南翔為教育部部長。
發(fā)表“施政”講話 提出戰(zhàn)略任務
蔣南翔又回到被迫離開了十三年的教育戰(zhàn)線，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雖已年逾花甲,終于又回到了自己為之奮斗二十多年并取得很大成績的教育戰(zhàn)線，有了更好地貢獻自己終身力量的用武之地；憂的是現在的教育戰(zhàn)線是“文化大革命”破壞的重災區(qū)，內傷外傷極為嚴重，大病初愈百廢待興，同時隊伍需要整頓，思想混亂的局面亟待撥亂反正。他受命于困難之際，興奮之情和精神壓力交織在一起，每每伏案沉思，夜不能寐。他反復學習小平同志關于科學、教育的論述，特別是“八·八講話”不知精讀了多少遍，反復思考著這“五年見初效”，現在只有三年多了，如何才能實現。他翻開了自己革命歷史新的一頁，嚴肅地寫道：“堅定不移地不折不撓地為真理而奮斗？還是看風使舵，惟利是圖的實用主義？這是在‘四人幫’十年破壞以后的思想混亂中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他決心接受新的考驗，繼續(xù)作一個為真理而奮斗的勇敢戰(zhàn)士。面對著紛繁復雜的工作頭緒，從何入手呢？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一、要解決三個路線（指政治、思想、組織路線）；二、思想路線是基礎；三、真理標準是核心。” 大思路已定, 立即走馬上任。
2月8日，教育部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全體干部大會，歡迎蔣南翔到職，他在會上發(fā)表了就職演說。首先明確表示“文化大革命”前他已在高教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受到批判，離開了。現在又回到教育部，首先應該表個態(tài)：“對于‘文化大革命’中對我個人的批判、斗爭，我決不介意，誰講過我一些什么話，一概不算數。我們大家都經歷過這場‘文化大革命’，我想都會有這個認識，就是要以黨的事業(yè)為重，團結起來向前看。”
接著他建議教育部當前應著重抓好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認真學習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總結建國二十八年來教育工作的歷史經驗，分清思想路線是非，加強安定團結。”他說“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從今年開始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上來。”“兩年來教育戰(zhàn)線己經開始了這個轉移，但沒有完成，或者說還沒有真正轉過來。要實現這個戰(zhàn)略轉移，對1971年全教會《紀要》應當批判。《紀要》所作的‘兩個估計’，成為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緊箍咒。要從二十八年教育工作的實踐出發(fā)來批判這個《紀要》，肅清流毒。”他指出：“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要經歷一番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斗爭。”“我們要有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敢于肯定和堅持實踐證明了是正確的東西，敢于否定和改正實踐證明了是錯誤的東西。因為只有千百萬群眾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強調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不僅是理論討論，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確實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重新確立這個根本原則，對我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是個重要的前提，也是安定團結的基礎，對黨和國家的前途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在教育工作中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就是要運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個思想武器，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分清二十八年教育工作中的思想路線是非，在此基礎上，首先使我們教育部成為堅強的團結的戰(zhàn)斗集體，進一步實現全國教育戰(zhàn)線的安定團結，以便更有效地推進我國的教育事業(yè)。能不能很好地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這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實現工作著重點轉移的關鍵。為了做好這件事，值得我們用最大的努力和足夠的時間。我們教育部要帶好頭，促進整個教育戰(zhàn)線做好這件事。”他還提出：“為了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還要抓緊處理過去遺留的一些重要問題。”
蔣南翔提出的第二件大事是：“貫徹執(zhí)行大中小學的暫行工作條例，大力改進思想政治工作，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和科學水平。”他說：“實踐證明，大中小學工作條例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部黨組已經進行了修改，發(fā)到各校試行。”“這件事，今年我們要認真抓。”他提出了在試行中要注意的三個問題：“（1）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堅持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方向。”“（2）要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無論大中小學還是業(yè)余教育，這都是基本環(huán)節(jié)。”他強調指出：“產業(yè)工人決定工廠產品的成敗優(yōu)劣。在學校是教師決定學校產品的成敗優(yōu)劣。這一條不明確，就不利于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我們要完整地、正確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3）堅持質量第一。要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發(fā)展數量，反對盲目追求數量而損害質量的錯誤做法。”“質量沒有保證，數量也鞏固不住，浪費了人力、物力、財力。要堅決避免招生計劃的大起大落。”關于試行大中小學工作條例，蔣南翔還著重指出：“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要進一步改進學校的教學秩序。”“這是按著教育的客觀規(guī)律辦教育的一個起碼要求。”“‘文化大革命’以來招生工作和開學時間不正常，”“今年要及早抓高考招生工作，爭取九月一日開學。”“今年必須提出奮斗目標，使全國學校都能按時開學。”
蔣南翔提出的第三件大事是：“制訂全國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劃。”他說：“教育同經濟一樣，也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克服盲目性。因此，全國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劃，一方面要同整個國民經濟計劃密切配合，處理好外部關系；另一方面還要處理好教育內部的比例關系。”蔣南翔提出：“制定正確的規(guī)劃，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高等教育先要解決好專業(yè)調整問題。例如電力先行，農業(yè)為基礎, 加強民主法制等專業(yè)方面就要相應調整、充實。”“中等教育要解決結構改革問題。”“要面向農業(yè)，面向工業(yè)，面向各種職業(yè)，進行結構改革。”“要普及小學教育，減少文盲。”蔣南翔講話最后說：“小平同志前年‘八·八’講話時，希望教育‘五年見初效，十年見中效，十五年見大效，爭取十年見大效’。如果我們今年能夠做到前面講的三件事，那么我國的教育事業(yè)就可以向前邁進一步，就可能勝利實現小平同志給教育工作提出的奮斗目標。”
蔣南翔的“施政”演說受到了教育部干部的普遍歡迎，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教育部以至教育戰(zhàn)線就是圍繞這三項重要任務開展工作的。
恢復教育秩序 爭取9月1日開學
蔣南翔同志主持教育部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抓認真學習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部黨組經過多次研究，確定了五條原則：“1認真學習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是部黨組今年要抓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必須花大力氣抓緊抓好。”“2學習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首先要在深入務虛的基礎上，聯系教育戰(zhàn)線和教育部的實際，分清‘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一年的路線是非。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擺脫‘兩個凡是’的精神束縛，突破種種思想禁區(qū)，做到是非分明，功過分明。黨組同志要以身作則，帶頭學習，沖破禁區(qū)，解放思想。”“3認真落實政策，抓緊解決遺留問題。要注意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既積極又慎重，促進安定團結，大家要在分清是非、落實政策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向前看。”“4要邊整邊改進工作。在學習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過程中，要著手進行調整機構，配備干部, 健全制度, 改進作風, 抓好各項業(yè)務工作。”“5學習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由部黨組直接領導。”會后，通過了《進一步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安排意見》，下發(fā)教育部機關貫徹執(zhí)行。
與此同時，蔣南翔與教育部黨組抓緊落實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報經國務院批準，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教育部副部長柳湜、林漢達平反昭雪；報經中央批準，為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平反，為原高教部、教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一些同志恢復名譽，陸續(xù)在教育部全體干部大會上宣布；為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教育部黨組成員、司局長做出改正右派問題的決定；對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的冤案予以推翻，為本人恢復名譽，撤銷檔案材料；對蒙冤受迫害致殘的同志，給予經濟和生活上的合理安排；對“文化大革命”的“專案材料”和查抄的材料，進行清理并按政策進行處理。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的報告，決定撤銷1971年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轉發(fā)的《關于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的情況簡報》兩個文件。中央批示指出：“這兩個文件，是‘四人幫’及其親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來的，是錯誤的。它在教育戰(zhàn)線危害極大，流毒很深，應當繼續(xù)批判。”“各地一些同志由于執(zhí)行這兩個文件，犯了錯誤是沒有責任的。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錯案、假案，尚未平反昭雪的，要抓緊解決。”由于受“兩個凡是”的束縛，以前對《會議紀要》批判得不夠，中央文件下發(fā)后，教育戰(zhàn)線廣大師生員工，立即掀起一個進一步學習三中全會精神，徹底批判《會議紀要》，推翻“兩個估計”（即十七年教育戰(zhàn)線貫徹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我們學校）肅清流毒的新高潮。廣大教育工作者真正從沉重的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8月10日教育部做出《關于為河北省陽原縣普及小學教育平反的決定》；徹底推倒林彪、“四人幫”強加給陽原縣教育戰(zhàn)線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給陽原縣普及小學教育工作恢復名譽，鄭重宣布陽原縣仍然是普及小學教育的一面紅旗。
調整充實了教育戰(zhàn)線各級領導班子。蔣南翔回到教育部時，由于種種原因，原高教部、教育部的副部長、司局長有相當一部分未能回到教育戰(zhàn)線工作，使教育部各級領導班子亟待充實、調整。教育部當時只有正副部長七人，其中還有一人是兼職（按國務院規(guī)定正副部長編制為七至十二人）。根據教育部黨組的申請，中共中央先后增調張承先、劉仰嶠為教育部黨組副書記，調董純才、黃辛白、楊蘊玉、臧伯平、曾德林、彭珮云、張文松為教育部副部長。選調幾位原司局長回教育部擔任司局領導。調整了高等學校的領導班子，使一批高教界知名教授重新回到高等學校領導崗位，還安排了一批又紅又專的年輕知識分子充實加強了校、系的領導班子。本年一些知名人士任高等學校校、院長的有：蘇步青任復旦大學校長、吳富恒任山東大學校長、朱九思任華中工學院院長、范緒箕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鐘師統任北京體育學院院長、趙沨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
為了盡快恢復高等學校管理秩序，教育部黨組于1979年8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于建議重新頒發(fā)‘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決定’的報告》。提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高等學校都下放給省、市、自治區(qū)領導和管理，原有的規(guī)章制度遭受到林彪、‘四人幫’的徹底破壞，許多事情無章法可循造成混亂。”“甚至引起群眾不滿發(fā)生一些上訪、請愿、罷課等事件。”為了改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管理，對于全國高等學校加強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建議中央重新頒發(fā)1963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決定（試行草案）》。“這一決定試行效果是好的。今天看來，它的基本精神和各項主要規(guī)定仍然是適用的。”只是個別條文需要略加修改。“如能早日發(fā)下這個文件，這對改進高等學校的管理和穩(wěn)定教學秩序，將很有幫助。”9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教育部的報告：“中央同意教育部黨組關于重申高等學校實行中央統一領導，中央和省、市、自治區(qū)兩級管理的建議，”“現將略加修改的這一決定的試行草案發(fā)下，望認真研究執(zhí)行。”《決定（試行草案）》規(guī)定：“為了加強對高等學校的領導和管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高等學校實行中央統一領導，中央和省、市、自治區(qū)兩級管理的制度。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各地區(qū)、各部門、各學校都要貫徹執(zhí)行中央統一的方針政策；都要遵守中央統一規(guī)定的教學制度和其他重要的規(guī)章制度；都要按著全國統一的高等教育事業(yè)和計劃辦事。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務院其他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區(qū)人民委員會，對高等學校的管理工作進行適當的分工合作，共同辦好高等學校。”《決定（試行草案）》還規(guī)定：“中央教育部是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管理全國高等學校的行政機關”。還規(guī)定了教育部的八項主要職責。這個文件批轉后，大大促進了全國高等學校秩序的穩(wěn)定，推動了高等學校工作重點轉移的有序、健康進行。
為了盡快恢復教育的正常秩序，蔣南翔和教育部黨組抓緊進行了一系列工作：
1979年3月7日至24日，教育部召開1979年高校招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和學習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先務虛，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為理論武器，總結歷史經驗，討論了建國以來教育戰(zhàn)線的路線是非，并就1979年的教育工作交換了意見。蔣南翔于20日第一階段務虛結束時講了話，講了三個問題：“一、要真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二、關于1979年的工作”，“三、關于招生工作”。蔣南翔講話中提出今年提前召開招生工作會議，有一個奮斗目標，就是爭取按時開學。提前作好招生工作，就是開學前的一項重要準備工作。他還提出：這次會議除了務虛提高思想，統一認識外，重要的任務就是對1979年的高等學校招生“定盤子”，確定一個實事求是的、合理的招生指標。他說：“學生迫切要求上大學，家長要求學校多招生，這是可以理解的，限于客觀條件，不可能完全滿足要求。教育部要對國家和人民負責，既要考慮需要與可能，又要考慮局部與整體、目前與長遠幾方面的關系，要識大體，顧大局。”“去年高校擴大招生，超過了可能條件，現在問題逐漸暴露，已經發(fā)生學生上訪、罷課、游行和靜坐等問題了。從我們主觀上來說應該盡可能挖掘潛力，為國家多培養(yǎng)人才，但是，只顧數量，不保證質量，不但造成大起大落，而且會形成人為的不安定因素，其結果只能是‘欲速則不達’。”“今年計劃內招生要強調逐步發(fā)展，穩(wěn)步前進。”經過討論，大家取得了共識。最后形成了《關于一九七九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關于高等學校錄取新生政治審查工作的意見》和《關于一九七九年中等專業(yè)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上報。5月3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的上述文件，當年的招生工作提前進行。
中小學教育要面向全體同學
1979年4月22日至5月7日，教育部召開全國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各省、市、自治區(qū)教育局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負責人和部分中小學黨政干部及教師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方毅、胡耀邦到會并講了話。蔣南翔主持會議說：“這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第一次召開這樣的會。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貫徹鄧小平同志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精神，推動學校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中小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一步提高教育質量，以適應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需要。”會議分析了當前中小學生的思想狀況，總結、交流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經驗，研究了在新形勢下如何改進和加強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措施，討論了中小學“學生守則”的草稿等。會議期間蔣南翔做了題為《中小學教育要面向全體同學》的主題報告。《報告》講了三個問題：“一、要面向全體同學”，“二、要堅持‘三好’的原則”，“三、要依靠廣大教師做思想政治工作”。蔣南翔的《報告》從新時期新任務的高度提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是教育戰(zhàn)線面臨的一項偉大戰(zhàn)略任務。”“中小學教育工作做得怎么樣，對于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關系極大。”《報告》第一次提出：“面向全體同學”這個教育思想，豐富和發(fā)展了全面發(fā)展方針的內容。《報告》指出：“中小學是基礎教育的性質，承擔著雙重的任務，既要為高一級的學校輸送合格的學生，又要為整個社會輸送優(yōu)良的勞動后備力量。無論是哪一項任務，都是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服務，都必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幾方面都得到發(fā)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生力軍。”《報告》針對許多學校只著眼于為高等學校輸送學生，忽視為整個社會輸送優(yōu)良的勞動后備力量的狀況尖銳地提出：“要求中、小學完成一項任務，還是完成雙重任務？面向一部分同學，還是面向全體同學？我們應當做出明確的回答。”“中小學教育必須把雙重任務很好地承擔起來，面向全體同學做工作。我們需要明確指出，評價一個學校，不僅要看它的升學率高低，更要看大多數學生的教育質量怎樣，輸送的勞動后備力量是否優(yōu)良，畢業(yè)后在工作崗位上的表現如何。”《報告》以強烈的責任感號召說：“希望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對所有的學生負責，對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負責。”《報告》強調：“應當教育學生做到‘三好’，即思想品德好，學習好，身體好。也就是說，要全面貫徹執(zhí)行黨的教育方針，使學生德智體全面發(fā)展。這是我們辦好社會主義學校必須堅持的原則，也是我們的教育比資本主義的教育先進的根本之點。”“作為一個人民教師，應當充分認識到，把億萬青少年教育好，使他們從小打好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基礎，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是自己莊嚴的崇高責任。”“我們的教師，不僅要教好書，還要關心學生的政治品質和思想覺悟。蔣南翔提出的“面向全體同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這一基礎教育的指導思想，被教育界和學校稱為“兩全”思想，它是新時期培養(yǎng)教育新一代的基本原則，這對教育思想的創(chuàng)新，對基礎教育的發(fā)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會后，教育部頒發(fā)了《全國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
1979年5月15日至22日，教育部、國家體委、衛(wèi)生部、共青團中央在江蘇省揚州市聯合召開全國學校體育、衛(wèi)生工作經驗交流會。蔣南翔出席會議并做了題為《“三好”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的重要講話。他說“毛主席提出的‘三好’，這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現在還是要‘三好’。”“辦學校，必須把體育、衛(wèi)生工作放在應有的地位。”他指出：體育“不應該把它僅僅看成一門普通的課程。德育、智育、體育三育之中，它是其中之一；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三好’之中，它占一條。”一個學校，如果體育活動搞得熱氣騰騰，不僅能保證學生有充沛的精力搞好學習，也有助于形成蓬勃向上的校風。良好的體育道德反映學生的精神面貌，可以促進整個學校形成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我們應該教育青少年，為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崇高理想，好好學習，鍛煉身體，建設祖國，保衛(wèi)祖國。應當教育青少年有遠大的抱負，立志為祖國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他還指出：“要搞好學校的體育、衛(wèi)生工作，必須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會后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轉發(fā)了《全國學校體育、衛(wèi)生工作會議紀要》，推動了全國各級學校的體育工作。
1979年5月10日至22日教育部召開直屬工科院校專業(yè)調整會議，研究了老專業(yè)改造、新專業(yè)設置的調整方案。6月16日至30日召開了直屬綜合大學理科專業(yè)調整會議，將原有理科專業(yè)由125種調整為78種。
此外，教育部還作了一系列保障學校按時開學的必要準備工作。
1979年教育部黨組領導全部干部認真學習、積極工作，在全國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做到了全國大中小學按時開學，實現了年初提出的奮斗目標。
進行真理標準討論補課 分清路線是非
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同志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同志講話時說：“就全國范圍來說，就大的方面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重新恢復和發(fā)展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思想路線。”但從目前社會上出現的許多思想混亂的狀況看，“這個爭論還沒有完，海軍現在考慮補課，這很重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
教育部黨組結合學習小平同志上述指示，分析了教育部以前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實際情況（原教育部領導受“兩個凡是”的影響，在1978年下半年全國進行真理標準討論時，教育部討論得不夠深入，聯系實際就更不夠）。教育部黨組決定在新學期開學后，教育部機關以至教育戰(zhàn)線也要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9月3日至7日教育部黨組開會制定了教育部機關補課的學習計劃，第一階段：學習文件、報告、提高認識；第二階段：批“兩個估計”、批“兩個凡是”；第三階段：聯系思想認識實際、工作實際。9月10日蔣南翔在黨組（擴大）會上做了長篇講話，動員部機關要補課學習。會后各司局都開始了第一階段的學習。大家一致認為“補課”很有必要，討論比較熱烈。與此同時，教育戰(zhàn)線關于真理標準的學習和討論也開展起來了。教育部機關刊物《人民教育》第九期發(fā)表評論，提出要結合教育戰(zhàn)線的實際，深入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討論；第十期又發(fā)表評論員文章，強調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教育戰(zhàn)線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認真地開展起來。9月15日根據中央部署，教育部黨組決定把補課學習和學習《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的講話》結合起來進行。《講話》第一部分回顧了新中國建國三十年走過的光輝歷程，得出結論說：“三十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看不到這個偉大成就是完全錯誤的。當然，大家知道，我們走過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過比較順利的發(fā)展，也有過嚴重的挫折。”“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給予初步的基本估計。總起來看，在過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講話》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他們這種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同我們黨所犯的錯誤，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既要正視過去的失誤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計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計我們戰(zhàn)勝困難和挫折中所取得的勝利。”“‘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樣看待過去的三十年，才符合歷史的實際，符合革命的辯證法，符合無產階級戰(zhàn)士不可動搖的革命樂觀主義的世界觀。”這個《講話》大大鼓舞了教育部干部補課學習的熱情，也為學習的進一步深入指明了方向。10月初，教育部黨組為了使學習更好地聯系實際，組成了由副部長帶隊的兩個調查組，深入到省市調查研究教育戰(zhàn)線當前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教育部黨組還決定, 整個第四季度都作為“補課”學習務虛階段，密切結合學習葉劍英同志的國慶講話，密切結合教育戰(zhàn)線的實際，進一步分清路線是非，端正思想路線。準備于年底召開一次認清形勢、總結經驗、部署工作重點轉移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的“補課”學習逐步深入地開展起來。
由于社會上還存在否定黨的領導的思潮，教育部開展的真理標準“補課”受到了一定的干擾。1979年10月20日，光明日報搶先轉載了當時還沒有發(fā)行的《教育研究》（教育部直屬單位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刊物）第4期的“特邀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補好真理標準討論這一課，教育問題要來一次大討論》。這篇《大討論》文章與葉劍英同志《講話》精神相抵觸，也與教育戰(zhàn)線實際不符，這是對教育部正在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無端干擾。蔣南翔發(fā)現這篇文章有問題后，立即通知教育部黨組同志都來看看這篇文章。《大討論》一文的主要觀點是：認為教育戰(zhàn)線批判“兩個估計”“是以建立在語錄標準基礎上的理由去拋棄那些結論。”還認為“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是“令人嘆息的結果，”認為肯定“十七年成績是主要的”就是“把十七年當作理想境界”。它提出的大討論，不是分清路線是非，而是討論三十年“關于教育的理論、方針、政策、方法究竟有沒有問題？有什么問題？制定學制的根據是什么？短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適?” 等等。因為《大討論》一文是以《教育研究》特邀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的，是否代表了教育部的觀點要發(fā)動一次“大”討論？特別是全國都在深入學習葉劍英同志國慶講話，大家對建國三十年的歷史如何評價已經有了初步共識的時候，發(fā)表這樣的文章，有什么背景？后來得知，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一所大學的講師。此人與當時已經出現的否定黨的領導、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有密切聯系。他曾多次發(fā)表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文章。
教育戰(zhàn)線對此十分關注，反映比較強烈，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亂。有的省教育局立即在本地“教育工作簡報”上轉載，并加編者按“希望各地的同志認真閱讀”；有的高等學校的領導認為文章的“基本精神是值得重視的”。有人要求人民日報予以轉載，甚至有人要求新華社登在“內參”上給中央領導送閱。教育部機關也有個別人反映文章“好”。但教育戰(zhàn)線的絕大多數同志認為，全國正在學習葉劍英同志國慶講話，思想認識逐漸趨于統一的時候，發(fā)表這樣唱反調的文章很成問題。大家認為，《大討論》對三十年教育戰(zhàn)線“全部實踐”的看法，是與葉劍英同志的講話精神根本對立的，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講話》明確指出：“三十年大部分時間的路線是正確的。”而《大討論》卻說“過去都是照著本本和文件做的，有語錄為憑，因而都是正確的。”還說：“‘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戰(zhàn)線發(fā)難，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講話》是非分明的指出：“盡管我們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嚴重錯誤，但是這與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極左路線相比，其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而《大討論》卻說：林彪、“四人幫”“不過利用我們所曾犯的‘左’傾錯誤，推波助瀾，火上加油，進行破壞搗亂。”《講話》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深入地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教育。” 對《1971年全教會紀要》、“兩個估計”進行深入剖析和批判，肅清流毒，分清路線是非。而《大討論》卻提出：“教育問題要來一次大討論”，引導群眾討論“三十年來，關于教育的理論、方針、政策、方法究竟有沒有問題？有什么問題？”《大討論》通篇沒有提到要從教育戰(zhàn)線的實際出發(f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地總結和肯定十七年的主要成就，批判“1971年全教會紀要”，分清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戰(zhàn)線上的路線是非，而是否定十七年。
教育部黨組在研究籌備年底要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工作時，也涉及到了《大討論》文章的問題，大家認為當時社會上正出現一股否定過去、否定黨的領導的思潮，《大討論》一文的發(fā)表在教育戰(zhàn)線產生很不好的影響，有人提出要從《教育研究》第四期上把該文撤下來（當時第四期尚未出版）。蔣南翔在會上講話說：有不同意見可以發(fā)表，思想問題，各種觀點都可以發(fā)表，通過討論解決，文章不要撤下來。我們黨組要表明，這篇文章雖然發(fā)表在《教育研究》上而且用了“特邀評論員”的名義，但其觀點不代表教育部，更不是教育部的指導思想。現在我們不要去答辯，教育戰(zhàn)線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補課還是要繼續(xù)批判“兩個估計”，學習葉劍英同志國慶講話，肯定十七年毛主席教育路線占主導地位，成績是主要的，分清路線是非，按原計劃正常進行，不要受干擾。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第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為了充分發(fā)揮一些久經考驗的老同志在黨和國家政治生話中的重要作用，為了充實黨中央的領導力量，以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全會通過協商和無記名投票，增補王鶴壽、劉瀾波、劉瀾濤、安子文、李昌、楊尚昆、周揚、陸定一、洪學智、彭真、蔣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為中央委員”。
1979年下半年蔣南翔同志和教育部還做了大量推進教育戰(zhàn)線工作重點轉移的工作：
1979年8月28日至9月3日，教育部、中央廣播事業(yè)局聯合召開全國廣播電視大學工作會議。決定電視大學可以在知識青年中招收正式學員，也可以采取多種方式組織知識青年自由收聽電視大學課程。這一措施有利于緩解大批知識青年要求進一步學習的社會矛盾。同年10月5日教育部發(fā)出通知：恢復高等學校理科教材和工科基礎課教材編審委員會，共成立5個理科、8個工科、1個理科公共外語等共14個教材編審委員會，加速學校理工科教材的建設工作。
1979年10月25日在國務院有關部門討論1980—1981年計劃的會議上，蔣南翔以“教育上不去，四化將落空”為題發(fā)了言。提出“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是關鍵，教育是基礎’，最近又說：‘發(fā)展科學、教育，也是經濟問題，四個現代化問題’，可惜這些非常重要、非常正確的指示，在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上迄今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沒有落實。恐怕可以說，關于教育和科學的重要性，在我們黨內思想認識上，還沒有真正解決。”“有人說，不重視教育，將來要犯歷史性錯誤，其實現在已經犯錯誤，需要考慮如何較早醫(yī)治創(chuàng)傷。”為了加快發(fā)展教育事業(yè)，蔣南翔提出四條意見：“第一，要認真解決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平衡。我們的比例失調，不僅是經濟建設內部的比例關系失調, 還有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失調。毛澤東同志講‘一窮二白’，我們只注意解決‘窮’，不解決‘白’，應該說三十年來，對文化教育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這使我們的國家吃了虧。”（主持會議的薄一波同志插話：“這個問題，做一個大問題提出來，文化水平低，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完全同意南翔同志意見，要大聲疾呼！搞四個現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不把教育作為基礎，是不行的。這個問題要反映。”）“第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一是政治信任，二是經濟保障，三是生活、工作條件。當前突出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經濟待遇比同等年齡的工人低。”“第三，改革領導體制。要全黨重視教育工作，必須明確普及小學教育問題，應由地方黨委負責。不然只靠教育部門抓是不夠的。”“第四，需要解決的幾個緊迫問題。（1）民辦教師的編制問題。……(2) 解決中年教師的生活條件問題。……（3）解決學生助學金問題，目前學校助學金偏低……”
1979年10月31日，教育部、財政部、糧食部、國家民委、國家勞動總局聯合發(fā)出通知：自本年起，邊境136個縣（旗）、市中小學民辦教師（職工），分兩批全部轉為公辦教師。
1979年教育部處理了大量上訪、沖擊教育部機關、大學生游行、罷課等事件。蔣南翔親自到人民大學勸阻學生為收回被占校舍舉行的罷課游行活動；親自在教育部機關接見上訪學生的代表，說服他們解除對教育部的沖擊；到高等學校找學生開座談會，聽取意見緩解矛盾；對因歷史遺留問題未獲解決而進京上訪，無理攔車、鬧到家里的群眾進行處理，等等。
經過一年艱苦而緊張的工作，教育戰(zhàn)線的形勢和全國一樣有了很大的好轉。學校教學秩序基本得到恢復；處理了大量歷史遺留問題，教育戰(zhàn)線局勢比較穩(wěn)定；全戰(zhàn)線學習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取得顯著成效；教育戰(zhàn)線廣大群眾進一步分清了路線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線，進一步發(fā)揮了工作積極性，為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理出“治教”思路 召開教育工作會議
1979年南翔同志夜以繼日的辛勤工作，更使他日思夜想的是教育的未來。面對否定教育歷史成就、辦學思想混亂、急于百廢俱興的急躁情緒，蔣南翔深深的思考著：中國的教育向何處去？中國的教育怎么辦？教育工作從何抓起？等等。經過一年的深思、調查研究、征詢各方意見，逐漸形成了一套“治教”的思路。
現在的中國教育向何處去？中國的學校該怎么辦？蔣南翔認為“實踐是我們分清是非的標準。”“我們要從自己的歷史實踐中找答案”，“實踐已經證明：建國后十七年，教育界執(zhí)行的是馬克思主義路線。由于缺乏經驗，雖然也有過缺點，但成績是主要的。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沿著十七年已經走過的正確道路繼續(xù)前進，十七年的方向，也就是我們現在要堅持的方向。”有人主張“按資本主義國家學校的模式辦教育，甚至設想重新請外國人來中國辦學校。這顯然不符合我們的國情。”
教育的重要地位怎樣才能落實？教育的基礎作用怎樣才能充分發(fā)揮？蔣南翔認為：“要認真解決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平衡。先進的工業(yè)要建立在先進的應用科學基礎上，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文盲的基礎上。”“對文化教育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使我們的國家吃了虧。”他還認為“要改革領導體制。要全黨重視教育工作，必須明確，普及小學教育問題，應由地方黨委負責。只靠教育部門抓是不夠的。”他還強調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
教育怎樣才能真正發(fā)展？蔣南翔認為：“教育的發(fā)展，不僅包括數量的增長，還包括質量的提高。提高質量有更重要的意義，應當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積極發(fā)展數量。缺乏應有質量的數量，是虛假的數量，也是一種浪費。在發(fā)展教育中，一定要堅持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的原則，正確理解需要與可能、當前與長遠、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切忌大轟大嗡、大起大落。”“教育的發(fā)展必須從現有的基礎出發(fā)。十年動亂，使我國教育事業(yè)遭受到嚴重摧殘，需要有一個休養(yǎng)生息的恢復階段。”“1985年前，教育事業(yè)應該認真貫徹八字方針，”“1985年以后，在此基礎上，適當加快發(fā)展的步伐。”
當前教育工作主要抓什么？蔣南翔認為：“第一是千千萬萬學齡兒童的入學問題。教育不普及，小學教育水平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就必然低下，這將成為建設四化的巨大阻力。”“其次是普通中學向職業(yè)中學轉變，職業(yè)學校的比例要提高。不可能讓所有的中學畢業(yè)生都上大學，相當一大部分中學生必須學會一門技術，畢業(yè)后能夠從事生產勞動，立即就業(yè)。”“第三是高等學校的改造，要使得高等學校成為科研和教育的中心，以科研帶動教育，以教育促進科研。”還要大大發(fā)展成人教育，大大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
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形成了“治教”的思路，為召開教育工作會議作好了準備。
1980年1月5日至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教育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qū)教育工作負責干部、部分高校負責干部和教師代表共368人。會議分段進行：第一階段務虛，主要是撥亂反正，肅清“兩個估計”的流毒，總結教育工作30年的歷史經驗，充分認清當前的形勢，增強繼續(xù)前進的信心，更好地把工作轉到為四化建設服務上來；第二階段務實，主要是研究怎樣搞好教育事業(yè)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工作，以適應當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需要。1月5日蔣南翔在開幕式上講話，他說：“本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根據葉劍英同志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講話的精神，正確總結建國以來教育工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肯定和發(fā)揚成績，正視和克服缺點，使教育工作能夠在已有的基礎上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xù)前進，是非常必要的。”他把30年的教育工作分為四個階段進行回顧后，說：“總的看來，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教育工作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取得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為今后的發(fā)展建立了可靠的前進陣地。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以前并沒有一條‘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17年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并不是‘挖社會主義墻角的修正主義苗子’，而是我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新部隊，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各條戰(zhàn)線的骨干力量。”“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保衛(wèi)30年特別是17年的勝利成果，這樣才能鼓舞士氣，增強信心，團結戰(zhàn)斗，勝利前進。”蔣南翔還總結了30年教育工作四條基本經驗：“一、社會主義教育事業(yè)，必須同經濟建設協調，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二、社會主義學校的培養(yǎng)目標必須堅持又紅又專的方向。”“三、必須正確執(zhí)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充分調動廣大教師的積極性。”“四、教育戰(zhàn)線必須加強黨的領導。”蔣南翔最后提出：“當前教育戰(zhàn)線在貫徹執(zhí)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中，要抓好八項任務和三項基本建設。八項任務是：一、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學校中的馬克思主義陣地。二、及早普及小學教育。三、大力進行中等教育的結構改革。四、集中力量辦好重點中、小學和重點中等專業(yè)學校。五、貫徹質量第一的方針，穩(wěn)步發(fā)展高等教育。六、積極開展國際間的科學文化交流。七、重視和加強民族教育。八、積極發(fā)展成人教育。三項基本建設是：一、師資隊伍建設。二、教材建設。三、儀器設備的建設。
會議期間傳達了1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報告《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報告指出，“ 三年來撥亂反正, 做了大量工作, 成績是非常巨大的, 估計不足是錯誤的。”報告總結說：“總之，我們進入八十年代的形勢是好的。我們從各方面準備了勝利前進的陣地。我們是滿懷信心進入八十年代的。對于國內的形勢和四個現代化的前途抱懷疑態(tài)度，是完全錯誤、沒有根據的。”會議閉幕時蔣南翔做了會議總結。他說：“這次會議雖然是個工作會議，但是時機很重要，正是進入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月，正是在許多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需要開會討論的時候。會前，教育戰(zhàn)線對一些重要問題，如形勢的估計，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小平同志的報告，可以說是對我們的會議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會上討論的幾個原則問題都得到了明確的回答；同時也是對我們教育戰(zhàn)線提出了根本性的指導方針。”蔣南翔指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對建設者的要求是又紅又專。我們教育的目標，不能只有業(yè)務上的要求，還要有政治上的要求。小平同志的報告中講了紅與專的關系問題：‘專不等于紅，而紅必須專’因此，我們的教育工作一定要堅持又紅又專的方向。”“要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培養(yǎng)為四化建設服務的人才上來。學校各項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蔣南翔還講了知識分子問題，他說：“當前主要是繼續(xù)批判極左思潮，進一步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對待知識分子，要采取尊重的態(tài)度，信任的態(tài)度，幫助的態(tài)度。”“既要幫助知識分子紅，又要幫助知識分子專，幫助他們正確處理紅專關系，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總結的最后，蔣南翔還講了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的問題。
申明：以下連載內容節(jié)選自《蔣南翔傳》。本書由方惠堅、郝維謙、宋廷章、陳秉中編著，由清華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