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用唯物辯證法指導學校工作
蔣南翔在工作中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他經常教育干部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根據(jù)我國的實際情況，創(chuàng)造性地研究和解決教育工作中的問題。他到清華工作后，就組織教師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讓大家懂得實踐出真知的基本觀點，弄清楚理論和實踐的基本關系；幫助大家掌握分析矛盾和解決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親自在校內上哲學課，并力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回答學生遇到的問題。他在各種場合，總是從哲學的觀點、理論的高度，深入淺出地分析一些問題，用自己的生動語言通俗地解釋一些復雜的現(xiàn)象，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蔣南翔在工作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把實事求是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路線，黨性的表現(xiàn)。他所提出的有創(chuàng)意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都是和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觀點相聯(lián)系的。
陳云同志在蔣南翔逝世后的題詞中寫道：“蔣南翔同志一生唯實求是獻身黨的事業(yè)”，是對蔣南翔政治品德和思想素質的高度概括。
“三階段、兩點論”
用“兩點論”觀察事物，是蔣南翔經常提倡的。早在1956年，他在傳達毛澤東同志的一次講話時就談到：我們走路時，總是一腳在前、一腳在后面，不是兩只腳向前跳的。用錢也是一樣，有時用的多一些，有時用的少一些。我們看的電影也是一樣，看電影在動，在拷貝上又是不動的。世界是動的，又是不動的。看問題應該看到兩面，不要只看一面。就是說要有兩點論，不要只是一點論，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我們對斯大林的估價就是兩點論，他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很大的功績，又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多于壞處。
對于文化領域的繼承問題，蔣南翔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6月30日在學校大禮堂召開的全體教師大會上，他就講到：“文化領域里有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對待文化遺產與對待政治問題、對待國家機器不一樣，是兩回事。對舊的國家機器、反動政府，必須打碎。這是馬克思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問題上早就說了的。文化是上層建筑，有相對獨立的部分，要承繼。學校不是要打碎，而是有個很細心地承繼的問題。在文化科學上更是如此，科學沒有國界，也沒有歷史階段。牛頓定律雖然是幾百年前的，但是現(xiàn)在還要用它。他只有宏觀世界，沒有微觀世界。愛因斯坦補充他，并不是推翻他。”蔣南翔十分憎惡割斷歷史、否定一切的思想和做法，把它稱作“自我作古”。他說：“這種思想既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也沒有群眾觀點，是教育工作的大敵。”1962年8月26日在八達嶺山腳下的三堡——清華大學一個綠化基地舉行的黨委工作會議上談到清華時，他指出：“第一階段是老清華，第二階段是1952年學蘇，第三階段是1958年以后。每個階段好的都應保留，有缺點都應想辦法克服，肯定成績，克服缺點，推陳出新。……我們做過的好的要有勇氣堅持，不合適的也要有勇氣來否定。需要比較徹底地總結工作，應該是‘三階段，兩點論’。”這段講話集中反映了蔣南翔對待一個單位的歷史的分析方法，是采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不是簡單肯定，也不是簡單否定，而是用一分為二的方法看待。這對于指導學校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直到今天仍然是學校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這個講話當時對于統(tǒng)一學校領導班子對辦學方針的認識，統(tǒng)一領導班子對于學校歷史、現(xiàn)狀的認識，保持學校的持續(xù)發(fā)展，保持學校的穩(wěn)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蔣南翔關于老清華的好的傳統(tǒng)要繼承的思想，不是60年代才提出的，在他到校不久，在1954年初的各大區(qū)學校教育處長會上談及清華工作時，就說：“尊重學校原有的傳統(tǒng)。說革命，不是把舊的一切都打碎，相反的要尊重原有的傳統(tǒng)。”他在學校里也經常講：“老清華早有門檻高（即招生要求高）、底子厚（即基礎理論學得好）、后勁大這些好傳統(tǒng)，要繼承”。1956年6月，在他起草的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談到：“我們認為學習蘇聯(lián)經驗進行院系調整在總的方面是對的，這使我國高等教育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但當時沒有更多地考慮到不要破壞我國原有的基礎和傳統(tǒng)，對于我國過去學習英美資產階級的方法辦了幾十年教育，其中某些有用的經驗也沒有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來吸收，而有一概否定的傾向。”他還說：“衡量事物應該有全面的歷史的觀點。不能斷章取義，不能以片面的現(xiàn)象去概括全面，發(fā)現(xiàn)了一點問題就不加分析地把整個都否定了。”他還談到：“還要正確處理繼承和發(fā)展的關系。我們在總結經驗時，歷史上好的東西就要繼承下來，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發(fā)展。這里首先是要善于繼承，只有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地發(fā)展。”
1956年8月30日，在《北京日報》上刊登了蔣南翔和楊述、宋碩一起寫的《關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其中談到：“向蘇聯(lián)先進經驗學習，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向，但并不是它的惟一內容。我們還要向人民民主國家的先進經驗學習，同時也要向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有用的東西。在教學改革初期，我們曾經著重批判盲目崇拜英美的殖民地思想，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們決不能因而拒絕采用英美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有用東西。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的科學技術，我們應該虛心學習；他們出版的好的教材和書籍，我們應該參考；他們如有好的工作經驗，我們應該適當?shù)丶右圆捎谩＠缬⒚栏叩葘W校所通行的自由選課制度，我們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過去對于吸收和學習英美或其他資產階級國家的有用東西，曾有重視不夠的地方，應該克服這種缺點。”
蔣南翔在20世紀50年代，全國強調學習蘇聯(lián)先進經驗“一邊倒”的情況下，還堅持要繼承老清華的好傳統(tǒng)，學習英美國家有用的經驗，也是難能可貴的。他不僅重視繼承，他還強調要超越，他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可以超越過去。要敢于超越，開創(chuàng)我們自己新的道路。
蔣南翔的“三階段，兩點論”的思想源于他始終推崇“一分為二”的哲學觀點。他在給干部作報告或對學生講話中，經常闡述“一分為二”的觀點。1965年8月他在給畢業(yè)生講話時，說：“毛主席告訴我們，什么事情都要‘一分為二’。我們對人，也是‘一分為二’。這一個公式，這一個原理，對每一個集體，每一件事情，每一個人都是適用的，這是辯證法的普遍規(guī)律。‘一分為二’，即總有好的，也還有不足的地方。正因為有不足，才要更進步嘛。假使我們懂得‘一分為二’，那就好了。假使我們不懂得‘一分為二’，那就是只有一點論。實際上是‘一分為二’，是兩點論。”他還說：“我們應當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對待學習蘇聯(lián)經驗的問題，來對待我們學校中的工作估計問題。我們應當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斷地努力加以克服。但是，我們應當像毛主席所經常教導我們的那樣，善于全面地正確地分清是非輕重，分清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別，分清主流與非主流之別，這樣才能在復雜的斗爭環(huán)境中，不致迷失方向。”
各按步伐 共同前進
在蔣南翔到清華工作以后不久，在學習蘇聯(lián)的過程中一度出現(xiàn)教師、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他及時提出“各按步伐，共同前進”的指導思想。當時由于教師思想改造工作中一些遺留問題，使一部分老教師感到有些壓力，針對這種情況，他認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不能要求太急，不能簡單化。他一再強調解決思想問題，必須按照思想發(fā)展的規(guī)律辦事，不能強迫。對不同專業(yè)不同思想基礎的知識分子，不能要求一律。他也用“各按步伐，共同前進”的指導思想，希望這些同志根據(jù)自己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按照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自己。這一指導思想也是針對一些干部對教師、學生的思想要求、工作要求、學習要求過高過急的狀況，他強調只要是“前進”，就要給以肯定，每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情況有不同，可以各按自己合適的步伐前進。
20世紀60年代初期，國家經濟生活遇到一些困難，教學工作、思想工作都面臨著新的矛盾，實際生活中物質條件不足，而對教師、學生的思想工作又需要耐心細致地做好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基層干部產生了急躁情緒，對教師、學生提出不適當?shù)囊螅Y南翔又及時提出要“各按步伐，共同前進”。他說：“我們現(xiàn)在年青年老、黨內黨外，根據(jù)不同情況，希望大家進步，但步伐不能要求一律。對身體健康情況就這樣，年老體弱的就多休息一些。業(yè)務上要求也各人不同，過去情況不一樣，政治上的要求也不一樣。所以，無論在身體健康方面、業(yè)務方面、政治方面，都有一個各按步伐的問題。有各按步伐，才有心情舒暢，有團結。”“各按步伐，共同前進”成為學校各級干部在工作中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地掌握工作節(jié)奏，推動工作前進的最好的座右銘。
蔣南翔主張理論與實際統(tǒng)一，黨中央的方針、政策要與本地區(qū)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反對當“收發(fā)室”、“照抄照轉”。他十分贊賞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的論述：“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zhí)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zhí)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他多次在干部會上引用毛澤東的這一教導。他提倡干部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創(chuàng)造性地工作，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常說，對一項工作，能夠提出自己意見，哪怕不正確，也比不動腦筋、不提意見的好。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會小會上講這樣一個笑話：“抗日戰(zhàn)爭以前，蔣介石在廬山舉辦中央訓練團，有不少高級將領參加。某一屆學員畢業(yè)時，蔣介石找了一個軍官問他，參加訓練團以后有什么感想？那個軍官趕快立正回答：報告委員長，不敢想！”蔣南翔用這個笑話諷刺那些不敢說、不敢想的干部。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當日是甲辰年春節(jié)，后來稱此會為“春節(jié)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林楓、章士釗、陳叔通、郭沫若、許德珩、黃炎培、朱穆之、張勁夫、楊秀峰、蔣南翔、陸平等16人。毛澤東在座談會上說：“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辦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都要改。”“現(xiàn)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同年3月和1965年7月，毛澤東又兩次重申和進一步發(fā)揮了這次談話的精神。提出“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這些指示揭露了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相應地改革學制、課程、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使青年學生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在德智體諸方面得到發(fā)展，其基本精神是好的，對指導教學改革有積極意義。
蔣南翔作為高教部副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又直接參加了“春節(jié)座談會”，有責任認真?zhèn)鬟_座談會的精神，同時他又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從高等教育和學校的實際情況出發(fā)，有分析地對待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批評意見。在學校里他采取措施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在教學中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同時他說：“這些指示，有些是極而言之，對理工科大學還要通過‘翻譯’。要結合實際情況來貫徹，最后結果要提高質量。”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沒有徹底的唯物主義觀點，沒有對教育事業(yè)高度負責的精神，是無法做到的。在這以后，他在清華大學貫徹毛主席的“春節(jié)指示”，從1965年入學的學生開始，將學制六年改為五年；為了進一步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在教學中貫徹“少而精”的原則，這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郭影秋說的，學生消化不良，要少而精。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認真做好教學改革。
不做墻頭草 不能隨風飄
在蔣南翔主持學校工作的五六十年代，社會上的各種風浪不斷。當時北京市委的領導同志，經常引用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的話：“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用以教育干部，工作要有扎實的根底。蔣南翔經常引述這句話，要求學校干部要善于辨別風向，不做墻頭草，不能隨風飄。他說：“隨風轉，要吃虧。看現(xiàn)象不看本質，看暫時不看長遠，這樣會失敗的，站不穩(wěn)。”
1956年5月，在清華大學第一次黨代會上，他就講到：謙虛不等于不求上進，不堅持任何意見，人云亦云。我們要謙虛，還要堅韌。謙虛就是吸取各方面的意見，修正錯誤，防止思想僵化。堅韌就是堅持真理，堅持原則，不怕困難，百折不回。堅韌和謙虛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20世紀50年代后期，社會上一度頭腦發(fā)熱，“大躍進”時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指標、口號。蔣南翔針對這種情況，引用北京市委領導同志的話，要大家“在別人頭腦發(fā)熱時，我們要冷一些；當別人發(fā)冷時，我們要熱一些。”要求干部工作要從實際出發(fā)，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獨立思考、判斷是非的能力。他常說的一句富有哲理又極為風趣的話：不要使自己的體溫受外界的影響而變化，環(huán)境熱就發(fā)燒，環(huán)境冷就發(fā)冷，這樣不好，要做“恒溫動物”。
1961年7月26日，清華大學黨委在三堡舉行工作會議，在傳達中央和北京市的工作會議精神以后，蔣南翔談到：“學校黨委的領導干部能夠‘脫離老窩’，離開門市工作，抽出幾天時間到這里來冷靜地考慮一些問題，總結一下工作經驗，很有必要。車子在轉彎的時候容易出問題，這就需要冷靜地認清當前的形勢，主動地適應形勢，把工作安排得恰當一些。我們要力爭轉彎轉穩(wěn)，盡可能減少波動，不使我們的陣地動搖和削弱，并且能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繼續(xù)穩(wěn)步前進。……當然，我們還必須嚴肅地正視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幾年，我們的工作還有不少粗糙的地方，有不夠深入細致的地方。在實行政治掛帥、群眾路線等等工作中，有許多地方做過了頭，產生了副作用。我們對于自己做錯了的事，不能馬馬虎虎，無動于衷；必須嚴肅對待，要認真‘還賬’。在這個工作轉彎的時候，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肯定成績，毫不含糊地改正缺點，加強黨內和全校的團結，繼續(xù)穩(wěn)步前進。領導干部必須心中有數(shù)，決不要做墻上草，隨風倒。”從這次會議以后，清華大學黨委形成了制度，每年暑期舉行工作會議，回顧總結一年的工作，統(tǒng)一認識，部署今后工作，一直延續(xù)至今。
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們國家經濟形勢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糧食不夠吃，教師、學生中都有一些人精神有些萎靡。蔣南翔針對這種情況，多次在全校的會議上要求大家要正確地對待眼前的困難，不要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人總是要有點志氣，困難是暫時的，信念和意志是長久的。
1962年9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十中全會上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還指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蔣南翔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60年代初期，社會上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下，一度“唯成分論”盛行，有些學校學生中組織貧下中農小組，排斥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針對這種情況，他在學生中反復講：“唯成分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搞唯成分論在革命的歷史上也好，在學校里也好，都吃了虧。”他在1965年入學的新生大會上，專門講了“不要搞唯成分論”。詳細闡述了黨的階級路線的正確內涵。他說：“我們的階級路線中階級成分是重要的，但是中央也沒有規(guī)定，說資產階級子弟、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城市人民的子弟就不能上學。所有年青一代都可以革命，要有這樣一個寬廣的胸懷。不要認為剝削階級子弟將來一定不能革命，這不見得。……毛主席講，知識分子重在表現(xiàn)，不是看成分。成分是需要的，但不是惟一的，過了頭，就不好了嘛。鄧小平同志也講過，什么叫階級路線呢？階級路線是要團結最廣泛的人士為社會主義服務。除開極少數(shù)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shù)人，絕大多數(shù)的青年，都可以教育，都可以爭取，都可以革命。”
他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1963年，在上海招生的同志，錄取時看到一名考生的情況，她的考試成績十分優(yōu)秀，而她的遠房親戚和宋美齡有親屬關系，對于這樣的考生，能不能錄取？招生人員打電話請示學校，蔣南翔知道以后，明確指示可以錄取。這個學生入學以后作為一名學習優(yōu)秀的考生參加了蔣南翔召開的新生座談會，在校學習成績一直很優(yōu)秀。她在南翔同志逝世以后所寫的回憶文章中特別談到：“南翔同志和清華黨委堅決反對唯成分論，貫徹黨的重在政治表現(xiàn)的政策，使一些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上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能夠進入清華求學深造。像我這樣社會關系特殊的人，在當時是很難被大學錄取的。而在清華園里，我能夠在黨的教育和培養(yǎng)下，和其他同學一起成長，在60年代這是很不容易的。”這件事的處理，在全校傳為佳話，體現(xiàn)了學校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xiàn)的政策。為此事，蔣南翔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遭到圍攻、批斗。
蔣南翔認為：只要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就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不可輕易放棄。在哲學課上他說：“凡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上帝也拉不轉的。”
1965年6月，當時極“左”思潮甚囂塵上，蔣南翔對政治理論課的教師說：“要做高爾基所描寫的迎接暴風雨的積極戰(zhàn)斗的海燕，不要做隨波逐流的浮萍。” 正如與蔣南翔長期共事的張承先同志在《蔣南翔文集》序中所說：“他革命品格的最大特點是善于辨別‘風’向，無論什么‘風’來了，他都能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決不隨‘風’轉。”
引導師生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 但不搞形式主義
蔣南翔在學校工作，始終積極倡導干部、教師和學生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他一到校，就組織全校教師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引導大家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學校工作。他引用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觀點，教育學校干部和教師要認真學習蘇聯(lián)的先進經驗。他經常及時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并引導大家結合學校實際認真貫徹執(zhí)行。當學生中出現(xiàn)了一批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取得成效的班級和團支部時，他都要求及時總結經驗，加以推廣。
20世紀60年代初期，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后，把學習毛主席著作同學習馬列著作割裂開來，搞“走捷徑”、“背警句”、“立竿見影”等一套庸俗化、簡單化做法。康生則利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的說法，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后標準”。他們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幌子，迷惑了一些人，宣傳輿論鋪天蓋地，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愈演愈烈。
在這種形勢下，蔣南翔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他說：只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高峰，馬列主義還要發(fā)展；說是頂峰，就不能發(fā)展了。對于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在學校的大會小會上反復闡明他的觀點。最集中反映他的觀點的，是1965年8月31日清華大學新生入學典禮上的講話。他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好的，首先我們要肯定。學習的方法，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但是我們學毛主席著作不要勉強，不要強迫命令，強迫去學就不好了。”“有的學校，把學習和運用毛主席著作搞成這樣：一進課堂是堂堂用，人人用，時時用，名堂多得很。據(jù)說教師講物理課、力學課，也要引毛主席語錄。這樣教師就很苦啦。有的學生回答力學答案還引用毛主席的話。這又何必呢？”“有的同學引體向上拉不動了，旁邊的同學就趕快拿毛主席的語錄牌來念！念了毛主席的語錄，還是拉不上去。你們說，這是把毛主席的語錄當什么了！毛主席著作是馬列主義科學，是革命的理論，不是白蓮教的符咒，不像符咒一樣，以為什么東西都靠它念念有詞就行。說了這一番，目的無非是說明，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必要的，是應大力提倡的，開始學得不好一點，也是難免的。但是我們要懂得，要用毛澤東思想來學毛主席著作。”“總之，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勉強，不要形式主義，還是自覺自愿，帶著問題去請教。這樣，大家比較心情舒暢，比較容易學得好。”
在他的倡導下，清華大學學生學習毛主席著作生動活潑，在認真學習原著的基礎上，注意聯(lián)系實際問題，許多學生寫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刊登在學校的校刊《新清華》上。
在此之前，1965年5月10日，他還就第一機械工業(yè)部系統(tǒng)的部分高等學校師生學習毛主席著作出現(xiàn)簡單化的做法問題，寫信給第一機械工業(yè)部部長段君毅，提出：采取強迫命令的辦法來學習主席著作，將會事與愿違，把好事辦壞。
1964年9月國家乒乓球女隊教練徐寅生在國家乒乓球女隊做了一次講話，結合女隊的實際情況，做了具體的分析，提出了在訓練和比賽中應掌握的原則，語言生動活潑。賀龍副總理在10月做了批示，對這個講話給以肯定。次年1月12日，毛澤東主席看到了這個講話，批示：“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里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蔣南翔在第二天，即1965年1月13日立即寫給時任黨委副書記的艾知生和團委書記張慕葏一封信：“請你們把毛主席‘關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示，連同賀龍副總理的批語和徐寅生同志的講話，印發(fā)學校黨委常委、團委常委、政治理論課教研組、體育教研組的負責同志和全體體育代表隊隊員。并請在上述同志中間分別組織適當?shù)挠懻摚Π阎飨闹甘荆瀼氐綄W校的各項實際工作中去；把賀龍副總理的指示，貫徹到學校體育代表隊的工作中去。”
基層出政策
“基層出政策”，這是蔣南翔在學校工作期間經常講的，在他身邊工作的干部耳熟能詳。他所說的出“政策”，實際是基層單位創(chuàng)造的經驗，經過總結，上升提高，用政策的形式貫徹下去。
大學本身就是一個基層單位，學校有責任根據(jù)實際情況，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中央的路線方針，總結工作經驗。學校又包含有很多的院系、研究所和班級等基層單位。他在學校工作期間，經常注意面向基層，發(fā)現(xiàn)基層單位的工作經驗，及時加以總結、推廣。
1954年初，在蔣南翔到校工作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他發(fā)現(xiàn)了土木工程系測量專修科四?二班能夠自覺地執(zhí)行毛主席“三好”的指示，努力學習，關心政治，積極參加體育鍛煉和各種社會活動，全班成為一個積極向上、團結友愛的集體，在生產實習中出色地完成任務。蔣南翔及時抓住這個典型，深入總結這個班級成長的過程，并由學校校務委員會決定授予“先進集體”稱號。在當年8月畢業(yè)典禮上，又授予8個畢業(yè)班“先進集體”稱號。蔣南翔對于“先進集體”工作充分重視，他指出，先進集體能使團支部成為班上的“發(fā)動機”，依靠內在的力量，“自動化”、自下而上地開展工作；先進集體有利于正確處理政治和業(yè)務、工作和學習、“干部”和群眾等矛盾；先進集體還可以更好地發(fā)揮同學們團結友愛的集體主義精神。蔣南翔在1955年4月高教部召開的一個高校校、院長座談會上，系統(tǒng)地介紹清華大學表揚“先進集體”工作的情況。從這以后，表揚先進集體成為清華大學班級工作的制度，每年進行表揚，堅持了幾十年，直到現(xiàn)在。
1958年，貫徹執(zhí)行黨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全校師生積極把教學、科研和生產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過去的畢業(yè)設計一般是由教師假擬一個題目，將真實資料簡化了，讓學生進行設計和計算，這種辦法也可以訓練學生的動手能力，對于系統(tǒng)地運用所學知識也是一種鍛煉。而水利系1958屆畢業(yè)班的同學的畢業(yè)設計是直接承擔密云水庫的設計任務，他們自豪地說：我們是“真刀真槍”地做畢業(yè)設計。蔣南翔聽到以后，敏銳地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新生事物。于是在全校召開畢業(yè)生大會，推廣水利系、建筑系的經驗，他認為“真刀真槍”地做畢業(yè)設計，有利于樹立學生的責任感，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利于鍛煉學生團結協(xié)作的精神。當年1400多名畢業(yè)生在畢業(yè)設計中結合生產實際完成設計任務和制造新產品336項。以后，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完善“真刀真槍”進行畢業(yè)設計的辦法，成為學校的一項教學制度。以后每年2000余名畢業(yè)班學生參加生產、科研工作，也成為學校生產、科研工作的一支生力軍。蔣南翔于1958年8月在《紅旗》雜志上，以《黨的教育方針促進了高等學校的革命》為題，發(fā)表署名文章，介紹了這方面的情況。
學校里集聚著上萬名青年學生，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是各地中學的優(yōu)秀人才。其中不乏在文化、體育活動中有特長的學生。如何發(fā)揮這些學生的特長，讓他們在學校中能夠帶動其他同學參加文化、體育活動，同時還要使這些有特長的學生也能夠做到德智體全面發(fā)展。這些學生一方面要和其他同學一樣，上課、完成作業(yè)。同時，他們每周還要用較多的時間進行文化、體育活動的練習和訓練，他們的負擔是較重的。他們作為班級的一個成員要參加班級的各項活動，他們又是社團或代表隊的一個成員，也要參加相關的活動。怎樣解決他們負擔過重，保證他們的全面發(fā)展，成為學生工作的一個難題。學校主管學生工作的黨委副書記艾知生和團委提出建議，將全校文藝社團和體育代表隊中的少數(shù)骨干人才除了參加所在班集體外，單獨按隊建立黨、團支部和團總支。這就是一個學生參加“兩個集體”。蔣南翔對于這一建議，給以肯定和支持。清華大學學生課外文體活動十分活躍，一批骨干分子發(fā)揮了積極作用，而他們又能做到全面發(fā)展，這是和“兩個集體”這一做法分不開的。“兩個集體”也為國家和社會培養(yǎng)了許多優(yōu)秀的人才，活躍在國家的各條戰(zhàn)線的不同崗位上。
1960年，由于1958年以來，社會上和學校里一些“左”的思想的影響，學校學生工作中出現(xiàn)了一些浮躁、簡單化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學校團委在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同志的指導下，針對學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逐條列出，并提出應采取的正確方式和方法，形成了《團支部工作方法》。由于正好是五十條，學校里通稱“五十條”。蔣南翔在1961年“五四”紀念晚會上講話時說：“這‘五十條’經過討論，引起大家注意，這說明我們工作中的確存在這些缺點。這些缺點指出來以后，大家感到說中了自己的心坎，反應很強烈。”他對“五十條”十分重視，認為這是來自基層的情況，既反映了基層工作的問題，也提出了解決基層工作問題的辦法。在1961年“五四”紀念晚會的講話中，他講到“我們通過這‘五十條’的討論，要調整關系，加強團結；鞏固秩序，健全制度；改進作風，改進工作。”
“基層出政策”的思想，鼓勵基層干部努力創(chuàng)造性地工作，不斷開創(chuàng)工作的新局面，創(chuàng)造新的工作經驗。另一方面，對于各級干部要求他們面向基層，眼睛向下，向基層學習，向基層找經驗、找辦法。這完全符合“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指導原則。
1960年初和1965年初，蔣南翔相繼被任命為教育部副部長和高等教育部部長，他還繼續(xù)兼任清華大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同時，他還堅持把他的組織關系和人事關系留在清華。當有人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時，他說：“任何重要的政策都是從基層出來的，領導不過是加工，我要做教育部長，就要兼清華的校長，希望有具體的基層工作經驗。”他把清華作為“試驗田”。毛澤東同志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曾經講過：“我建議，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兼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兼一個工廠或學校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要兼一個下級單位的書記。這樣可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蔣南翔的主要精力在全國的教育工作，每周末的星期日晚上，他回清華，和學校的領導核心開會，聽取學校工作情況，部署學校工作。和學生接觸的重要活動他都力爭參加，保持和學生的密切聯(lián)系，隨時了解學生的情況。
依靠兩個車輪 推動學校工作
辦好學校要依靠教師，教師是學校工作的主力，師資隊伍是辦好學校的關鍵。他把建國初期清華大學在校的108位教授、副教授，稱作108將，說他們是學校的穩(wěn)定因素。他非常尊重這些教師在學校治學中的作用。同時，他也十分重視行政工作在學校中的作用。在他到校工作不久，在學校工會的一次代表大會上，他明確提出：“教學工作和行政工作是推進學校工作的兩個車輪，必須互相配合，協(xié)同工作。”他還說“職工工作要明確為三方面服務：一是為學校的教學工作服務；二是為學校的發(fā)展服務；三是為全校師生員工的生活需要服務。”
在1962年另一次工會會議上，他又談到“我們要建立兩支隊伍：一支是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一支是又紅又專的職工隊伍。過去的舊大學，都是重教輕職。我們認為重教是應該的，但是不要輕職。職工的勞動雖然平凡，對辦好學校卻很重要。我們提倡重教重職，兩個車輪相輔而行，缺一不可。”他說：“學校中的職工和教師，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應當很好配合，協(xié)同作戰(zhàn)，努力為培養(yǎng)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人才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他還說：“無論教師或職工，都要有政治、業(yè)務兩方面的要求，都要學會政治、業(yè)務兩個肩膀挑擔子。”
他對于學校的行政后勤工作十分重視，對于行政后勤從職工中成長的干部總是給以關心，委以重任。清華行政后勤各部門的主要干部大多數(shù)是從學校的職工中選拔的。他耐心地幫助他們認識行政后勤工作的重要性，鼓勵他們提高文化水平。他講解三國中“官渡之戰(zhàn)”、“六出祁門”、“九伐中原”等歷史典故，講曹操之所以能以少勝多，是因為事前劫了袁紹的后勤供給基地，諸葛亮之所以屢戰(zhàn)未成，都是因為后勤供給不濟造成的。學校召開炊事員、清潔工的代表會，他也到會講話。
1960年開始，國家經濟生活遇到了困難，糧食不足。1962年，學校決定在東北創(chuàng)辦克山農場，生產一些副食，以補充營養(yǎng)。蔣南翔在這批職工干部出發(fā)前，破例請他們吃飯，語重心長地和大家說：“我們國家由于天災人禍，遇到了暫時困難，我們的教職工很多人浮腫。派你們去東北辦農場，困難是很多的，要準備吃苦。人盡你們選，設備盡你們挑，但一定要當年拿回大豆來，爭取多少改善一點師生員工的生活。”近百名職工沒有辜負學校的期望，經過不到9個月的努力，第一年運回學校大豆20萬斤，第二年又運回大豆、糧食90萬斤。學校用這些糧食給師生員工補充一些營養(yǎng)，特別對教職工中年老體弱的同志和學生中的運動員給以適當照顧。
在1963年學校召開的實驗室工作會議上，蔣南翔談到：實驗室對科學研究工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沒有實驗室的水平也就沒有我們學校科學技術的水平。只是看書，沒有親身實踐，就不可能很好地繼承前人的知識。這與只背琴譜、不會彈琴，只看游泳術、不會游泳，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實驗室的水平不高，實驗數(shù)據(jù)不確切，我們就不能真正驗證原理，也難以判斷別人的結論正確與否。實驗室工作和打仗一樣，應該強調人的因素第一。搞好實驗室，要有投資和設備，但這不是全部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實驗室的設備很先進，但是管得不好，做不出成果來，就不能算是先進的實驗室。在實驗室的工作中不能只有物的概念，沒有人的概念，而要把人和物結合起來考慮，特別強調人的因素第一。要建立一支教師、實驗員和技工三結合的專業(yè)隊伍，分工合作，充分發(fā)揮每一個人的積極作用。
蔣南翔在學校工作中，反復強調“兩個車輪”的思想，重視發(fā)揮行政、職工在學校發(fā)展中的作用。但在1979年清華大學的一次教育座談會上，他卻謙虛地說，對教輔人員、實驗員的工作，我注意得晚了些，抓得也不夠，對于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重視不夠。這是我過去工作中的缺點。上述講話表現(xiàn)了蔣南翔同志嚴于律己的風范。
正確處理高等教育的數(shù)量與質量、需要與可能、理論與實際的關系
蔣南翔在領導北京市高等教育工作和清華大學工作中，對于如何處理好數(shù)量和質量、需要與可能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到清華工作僅三個月時，就在向習仲勛、楊秀峰、中宣部、北京市委并報中央的報告里提出數(shù)量和質量的關系問題。他提出：“要把保證學生具有高度質量的問題，提到首要的地位。單是增加學生的數(shù)量不是很困難的，但是要把大量學生通通培養(yǎng)成為真正合格的工程師，少出以至不出廢品，那就不很容易了，就決不是像辦一個短期政治訓練班那樣簡單。”就在這個報告里，他希望能從當時的一年級起即改為五年制，不再招收至少是盡量少招收專科學生，以便清華大學能夠集中力量辦好本科，并及早取得辦五年制工業(yè)大學的經驗。在這份報告里，他還談到，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不可能希望所有的高等工業(yè)學校在短時期內達到較高的水平，但可能而且必須有計劃地使少數(shù)重點學校及早達到較高的水平，以便先取得經驗。在這里，他對于高等教育要保證質量、保證重點的指導思想是十分明確的。
他一貫堅持高等教育要保證重點的思想。早在1953年11月，他剛到清華工作不到一年的時候，在修改一份文件時就寫道：“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人力、財力、經驗均不很足，只有抓住若干重點，比較集中地使用力量，才能使工作取得較好的成效。采取平均主義的辦法，希望立即把全國各高等學校統(tǒng)統(tǒng)辦好，因此主張‘抽肥補瘦’、‘打爛平分’，希望把所有的高等學校扯平拉齊，然后整齊劃一地向前開步走，這是形式主義的‘全面觀點’，對于我們的實際工作是有害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的高等學校應該是‘重點發(fā)展’還是‘平均發(fā)展’，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思想上明確。”
1956年9月，他在黨的“八大”全體會上發(fā)言，著重講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蔣南翔說：“解放以來，我國高等學校學生人數(shù)已從十一萬余人發(fā)展到三十八萬余人，今后高等學校學生人數(shù)還要有更大的發(fā)展，為了適應我國突飛猛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需要，這種發(fā)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對于我國高等教育來說，提高質量的問題，現(xiàn)在卻更加值得我們重視。因為我國偉大的建設事業(yè)，不但要求干部的廣大數(shù)量，而且更要求干部的高度質量；因為在高等教育中，提高質量比發(fā)展數(shù)量更困難，可是更重要。”他認為：“高等教育也應當考慮經濟核算的原則，力求以比較經濟的人力、物力，為國家又多又好地全面完成培養(yǎng)干部的任務。如果只顧‘需要’，不顧‘可能’；只追求數(shù)量，不注意質量，平均主義，沒有重點，這就會使培養(yǎng)干部的任務不能很好完成，因而給國家?guī)頁p失。”
1964年6月2日，蔣南翔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華東組討論，他在發(fā)言時談到：“關于如何解決高中畢業(yè)生升學與下鄉(xiāng)勞動的問題，同意定一同志給小平、彭真同志信中所說的意見，應該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勤奮學習、熱愛勞動’；而不是‘決心不升學’。片面地動員高中畢業(yè)生的好學生下鄉(xiāng)，把升學和下鄉(xiāng)勞動對立起來，這不但不利于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而且對于中學的教學質量也將產生不利的影響。因為有些中學生認為認真學好功課就是‘升學思想’、個人主義，因而就放松自己在學習上的努力。在1952年，曾經大力號召高等學校新生中政治好、業(yè)務好的優(yōu)秀學生都應該進專修科，而不要進本科，并且進行說服動員，要求黨團員帶頭；而讓政治上、業(yè)務上都較差的學生反而進了本科。這是‘長材短用、短材長用’，辛辛苦苦在給自己的工作制造困難。”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20世紀70年代末，一度刮起了“分校熱”，要求重點大學大量辦分校，蔣南翔在回到教育部工作時，面臨著這一問題。高等教育發(fā)展快慢之爭，實質上是重數(shù)量與重質量兩種思想之爭，蔣南翔始終如一地堅持把高等教育的質量放在重要地位。他認為，重點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提高。我們的高等教育，如果不能為國家培養(yǎng)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不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我國四化所遇到的最新科學技術問題，那就意味著我國的教育不獨立，科學不獨立，經濟、國防也沒有真正獨立。
蔣南翔十分贊成劉少奇同志提出的兩種勞動制度、兩種學校制度。他認為，實行這種制度可以更好地實現(xiàn)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可以少花錢多辦事，更好地解決教育事業(yè)上普及與提高的矛盾。他積極提倡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各種形式的業(yè)余學校、函授學校。
正確處理理論和實際的關系，始終是高等教育中需要處理好的問題。蔣南翔主持高等學校工作以后，針對舊中國高等學校理論脫離實際的缺點，強調教學中一定要多聯(lián)系生產實際，重視實驗和實習等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在學習蘇聯(lián)經驗的過程中，他對于蘇聯(lián)高等教育中重視聯(lián)系實際，重視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總是給予充分的肯定。1958年以后，很多大學里也曾經一度出現(xiàn)過一些不妥當?shù)淖龇ǎ热缱尩湍昙墝W生編教材，教學以生產為綱，勞動時間過多等。那時也還有的同志寫文章，主張復雜的教學過程也要套用“實踐——認識——實踐”的公式。蔣南翔當時就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忽視理論的傾向。他指出，總的來講，人們認識事物的規(guī)律是實踐——認識——實踐，要分清知識的來源（實踐）和教學過程中知識的傳授是不同的過程，教學是傳授知識，是認識的特殊形式，間接知識也是重要的，不必要也不可能事事都經過直接經驗，教學活動可以是“理論——實踐——理論”的過程。
用通俗的語言闡釋唯物辯證法的道理
蔣南翔經常用通俗的語言闡釋一些唯物辯證法的基本道理，幫助教師和學生掌握辯證地觀察事物和分析事物的方法，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話，畢業(yè)同學離開學校幾十年以后仍然記憶猶新。
為了幫助大家正確對待勞動，在1953年北京市一次學校政治干部會議上，他從馬克思對勞動的闡釋入手，說：“馬克思說：‘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人由自己的活動，來引起、來調節(jié)、來統(tǒng)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化。’這就是說，勞動就是要使人和自然發(fā)生關系，是人對自然的加工。人將勞動能力應用到勞動對象上去，才能產生物質變化。馬克思還認為勞動是‘有目的的產生使用價值，使自然物適于滿足人類需要的活動’。他認為最巧妙的蜜蜂不如最拙劣的建筑師。因為建筑師在著手畫圖以前，腦子里早構成了一個圖樣。建筑師的設計工作顯然是具有明確的目的的。……工程師設計出的圖樣，是制造機器或建筑房屋所不可缺少的步驟，也是為了人類需要間接地在改造自然。因此，這些工作我們都稱之為勞動。”“人在勞動中熟練了自己的勞動技巧，學生在學習中豐富了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只有勞動，才能給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只有勞動，才能使人類獲得知識和文化；只有勞動才能推動社會走向文明和進步。勞動是衡量一個人對社會貢獻的標準。”
他還談到：“衡量事物應該有全面的歷史的觀點。不能斷章取義，不能以片面的現(xiàn)象去概括全面，發(fā)現(xiàn)了一點問題就不加分析地把整個都否定了。也不能要求工作一下子就做到盡善盡美，天下沒有什么盡善盡美，而只能通過我們的努力日益接近盡善盡美。絕對真理是沒有止境的。我們只能通過無數(shù)相對真理的尋求和摸索去不斷地接近絕對真理。”這是1956年他在全國大專學校青年團干部暑期學習會上講的。
談到人和工作關系的問題，1961年，他在給畢業(yè)生做報告時說：“馬克思主義者永遠認為客觀決定主觀，從根本上說，不是人選擇工作，而是工作選擇人，如果人們不能適應工作的選擇，就會落后于形勢。”他從主觀和客觀的關系上十分透徹地來分析了人與工作的關系，這一思想，幫助了很多同志一生中正確處理工作的選擇問題。
蔣南翔經常講：“我們應當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斷地努力加以克服。但是，我們應當像毛主席所經常教導我們的那樣，善于全面地正確地分清是非輕重，分清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別，分清主流與非主流之別，這樣才能在復雜的斗爭環(huán)境中，不致迷失方向。”分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分清主流與非主流是蔣南翔在各種場合經常要講的話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幫助教師和學生學會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斗爭風云變幻，他總是引導大家正確認識形勢，把握住方向。他還經常告訴大家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我們提供的政治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去觀察問題，有些問題要從宏觀上去看，要用望遠鏡；有些問題又要用顯微鏡從微觀上來看。很多學生離校以后，對于在學校學到的很多具體知識已經忘記，但是蔣校長教給他們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終生不忘。
在工作中，他經常要求干部和教師注意劃清幾個思想界限。一個是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的界限。在戰(zhàn)略上要求把工作水平做得更高，要蔑視一切困難。但是在具體工作上，要做得深入細致，要重視一切困難，不能浮夸，不能不切實際，更不能把戰(zhàn)略上的蔑視，變成戰(zhàn)術上粗心大意的借口。另一個是要劃清主觀能動性和主觀主義的界限。在工作中，需要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同樣的條件，主觀能動性發(fā)揮得好一些，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更快。但是，如果客觀條件不具備，硬要蠻干，就會變成主觀主義。主觀能動性是辯證唯物主義，主觀主義是唯心主義。還有一個是繼承和發(fā)展的關系。歷史上好的東西要繼承，在繼承的基礎上發(fā)展。首先是繼承，只有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地發(fā)展。這樣就不會輕易否定過去的和別人的好東西。
1961年6月，在清華大學全體教師大會上，談到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時，他說：“幾年來我們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經驗，對學校工作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工作中也有不少缺點，我們必須正確地認識和正視這些缺點。任何事情總是很難一下子就達到完滿無缺的地步，特別是在執(zhí)行重大的、艱巨的新任務時，沒有困難，不發(fā)生缺點是不可想象的，成績和缺點往往是雙生子。我們總是在總結和發(fā)揚成績、克服各種困難和缺點的過程中使工作不斷得到改進，做得更加正確。”
談到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時，他說：“加強黨的領導對我們共產黨員來說，不是什么特權，而是加強自己的責任感，加強黨與非黨的合作。只有領導，沒有被領導，也就談不到加強領導，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黨的領導也就是加強黨與非黨的合作。”
在談到工作和學習、集體與自由的關系時，他說：“學生時代工作好，不是要求開很多會，而是要工作有目的性。能正確貫徹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要簡化工作任務和會議，使工作有助于同學們身體好和學習好，準備將來工作得更好。”
申明：以上連載內容節(jié)選自《蔣南翔傳》。本書由方惠堅、郝維謙、宋廷章、陳秉中編著，由清華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