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蔣南翔與“一二·九”運動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東三省，日本的侵略矛頭開始指向華北。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節(jié)節(jié)退讓，加速了民族危機的到來。1934年10月，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農(nóng)紅軍面對民族危亡的險惡形勢，決定北上抗日，開始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表《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nèi)戰(zhàn)，共同抗日。民族救亡運動風起云涌。
“一二·九”運動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掀起的北平市大中學生偉大的抗日救亡愛國運動，是蔣南翔入黨后經(jīng)受的第一次比較重大的革命斗爭鍛煉。蔣南翔時年22歲，擔任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和中共北平市西郊區(qū)區(qū)委委員。他不辭辛勞和危險，為運動的準備和開展，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撰寫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游行示威宣言，以及北平市學聯(lián)的一些重要文件，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都發(fā)生過重要影響。蔣南翔是“一二·九”運動的杰出領導人之一。
“一二·九”運動的背景
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計劃，蓄謀已久。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張膽地宣稱：“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根據(jù)這個侵略計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領了沈陽，繼而占領整個東北。國民黨政府則一再妥協(xié)退讓，執(zhí)行它的“絕對不抵抗政策”。蔣介石堅決反共、怯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反動妥協(xié)政策，更加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日本的侵略矛頭進而指向華北。1933年1月3日，日軍攻陷了華北戰(zhàn)略要地山海關。3月4日熱河省陷落。5月下旬日軍突破長城各口，長驅(qū)直入，玉田、通州陷落，北平、天津陷于日軍包圍之中。1934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關東軍的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xié)定》。根據(jù)這一協(xié)定，國民黨政府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劃出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的“非戰(zhàn)區(qū)”，這就給日軍控制華北和北平、天津大開了方便之門。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的工人、農(nóng)民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組織起數(shù)十萬的義勇軍，轉戰(zhàn)于白山黑水之間，戰(zhàn)斗在抗日的最前線。全國各地廣大學生在“九?一八”事變以后，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蠻侵略下，民族資本家的利益也受到了損害。總之，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中國的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nèi)的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民族危機激蕩著各個階層，華北成為國防的最前線。
1935年日軍加緊侵占華北的步驟，提出了所謂使“華北特殊化”的《日本政府第一次處理華北綱要》，目的是把國民黨政府的勢力趕出華北，然后操縱地方漢奸勢力搞所謂的“華北自治”。7月6日根據(jù)蔣介石的意旨，何應欽復函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次郎，達成了賣國的《何梅協(xié)定》。據(jù)此協(xié)定，國民黨政府撤銷了在河北省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撤換日方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同時禁令全國的反日活動等等。民族危亡的烏云籠罩在華北上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北平呈現(xiàn)一派即將淪陷的景象。
作為中華民族脊梁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九·一八”事變的第四天就作出了《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的決議》，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抗擊日寇的侵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面對民族危亡的險惡形勢，毅然決定擺脫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圍攻，北上開辟新根據(jù)地，打開抗日局面，開始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的正確領導。1935年10月19日紅軍主力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勝利結束了長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推動了全國團結抗戰(zhàn)潮流的發(fā)展。
偉大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chǎn)生的。“一二·九”運動發(fā)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達陜北之時，紅軍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時，“一二·九”運動也幫助了紅軍。這兩件事的結合，推動了全民抗戰(zhàn)的發(fā)動。
那個時候，在學生中廣為流傳的《畢業(yè)歌》中激動人心的歌詞：“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zhàn)，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我們不愿做奴隸而青云直上。”當時身處國防第一線的北平學生，正是懷著《畢業(yè)歌》所表達的那種感情，不怕犧牲，不顧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雙重壓迫，冒著殺頭、坐牢的威脅和大刀水龍的襲擊，發(fā)動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沖破了全國的沉悶空氣，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直接領導下發(fā)動起來的，在黨的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同志正確的策略指導下，克服了黨內(nèi)“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殘余影響，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fā)展。“一二·九”運動開始了新的抗日運動的高潮。
“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蔣南翔是在1932年暑期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蔣南翔進清華大學的第一學期，埋頭讀書，很少進城。他給人的印象是十分誠樸寡默，說話雖然不多，卻言辭懇切，感銳思深，視角新穎。他是一個堅毅、熱情的人，但不形于色，表情和辭令很質(zhì)樸。他待人和藹親切，處事從容不迫，言談穩(wěn)重，好像還有點靦腆。他衣著樸素，長年穿一件灰布袍，喜好國樂，閑時一把二胡，閉目獨奏一曲《平沙落雁》。
就在第一學期的陽歷元旦，榆關失守，接著是熱河被日軍占領，平津告急，塘沽協(xié)定等一連串喪權辱國的事情發(fā)生。國難當頭的形勢，使他這樣一個不愛參加政治活動、埋頭讀書的學生逐漸卷到政治漩渦中來了。1933年上半年，經(jīng)高年級同學何鳳元、萬愈的介紹，他參加了半公開的小型進步讀書團體——三三讀書會，成員只有十來個人。當時秘密地閱讀華崗編的《中國大革命史》等書，后來又參加了比較公開的進步團體——社會科學研究會，研讀河上肇著的《經(jīng)濟學大綱》等理論著作，還曾請清華哲學系的進步教授張申府悄悄地給做輔導報告。那時正是德國希特勒剛剛上臺，國際法西斯勢力日益囂張，張申府教授直言不諱地要求三三讀書會的參加者好好研讀馬列主義的書籍。蔣南翔說：“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中，在以自由主義學術相標榜的清華大學，張申府先生敢于對學生發(fā)表這樣的大膽言論，應該說是難能可貴，很不容易的。”（見《我在清華大學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回憶》）。同時，在同鄉(xiāng)好友外文系高年級同學何鳳元的引導下，他參加了秘密社聯(lián)小組。從此，他研讀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有機會直接受到黨的教育和培養(yǎng)，還積極地參加并組織學生的愛國抗日活動。1933年10月由歷史系高年級同學萬愈（在校名萬金生）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入黨后參加過幾次中共北平市西郊區(qū)委組織的在西苑的飛行集會，散發(fā)過淞滬“一·二八”抗戰(zhàn)兩周年紀念宣言，還到清華附近的大有莊調(diào)查貧困農(nóng)民的生活情況等。
1934年上半年清華學生中要求進步的人逐漸增多，學生中愛國抗日的思潮明顯上升。中共清華支部及時把原來規(guī)模較小的不公開的團體擴大發(fā)展，成立了公開招收會員的“現(xiàn)代座談會”，舉辦報告會，開展時事分析、讀書活動等，以擴大進步思想的傳播。蔣南翔參加現(xiàn)代座談會的哲學組，組織會員學習恩格斯《反杜林論》和《辯證唯物論教程》等著作。1934年10月,現(xiàn)代座談會邀請馮友蘭教授以《在蘇聯(lián)所得的印象》為題向同學演講，介紹他出國考察蘇聯(lián)十月革命后情況的見聞，聽眾極為踴躍，產(chǎn)生了很好的影響。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慌，開始了對學生活動的鎮(zhèn)壓。先以反動分子的罪名，逮捕了給學生介紹蘇聯(lián)情況的馮友蘭教授，后經(jīng)學生的抗議和校方的營救而釋放。接著便衣特務持槍闖進清華大學，秘密跟蹤校刊《清華周刊》總編輯牛佩琮，企圖綁架他。特別是在中共北平市委遭到大破壞后，1935年1月，在清華大學接連發(fā)生了兩次軍警逮捕進步學生事件，先后有地下黨員、社聯(lián)成員、現(xiàn)代座談會成員、思想進步同學等近30多人無故被逮捕，當時的黨支部書記何鳳元也在被捕之列。
清華的黨組織在兩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壞，愛國學生運動陷于低潮，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清華園。在這樣形勢嚴峻、又與組織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蔣南翔臨危不懼，繼續(xù)堅持戰(zhàn)斗。他公開出面發(fā)起在同學中進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學，不避風險，和九級同學許留芬一同到東城錢糧胡同，探望當時被視為“要犯”關押在北平憲兵三團的清華同學、共產(chǎn)黨員徐高阮和共青團員張宗植。
1988年5月，當南翔同志逝世的消息傳到日本，南翔同志的好友、旅居日本的張宗植發(fā)來唁電:“今晨日本報載南翔兄噩耗,不勝悲痛,恨不能插翅前來,一度再見容光。南翔是學生時代以來最親密亦最尊敬的戰(zhàn)友,對國家對黨的熱誠終生不渝。抗日反帝運動中,我講不響亮的話,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不論在國內(nèi)的抗戰(zhàn)期間和我以后在海外生活的時期，他始終是我的明燈。在很多朋友的心中，有南翔在，對中國的期望便更覺得增加了安心感。” “中國的知識人, 今天能坐定下來，做一些研究工作, 南翔是有很大貢獻的。只是我們更希望他能繼續(xù)安排下更安定的書桌,使中國文化水平追上以至超過世界水平。我更愿在他的指導下,盡我一份微力。想不到巨星急逝。真是如何代也，誠愿人百其身。”
這封信寫得深沉，真摯感人，表明了蔣南翔在“一二·九”運動中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給同代人的深刻影響。
在地下工作方面，蔣南翔主動找了原社聯(lián)小組成員陳落（陳國良）、牛蔭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聯(lián)小組，這是當時清華僅有的一個地下革命組織。不久，蔣南翔與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組織關系，并參加了黨領導的秘密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wèi)會”（原是宋慶齡等發(fā)起的，后由于國民黨的壓迫，已成為秘密組織）。清華大學小組參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廣）、楊述（楊德基）、吳承明、黃誠、楊學誠等多為十級清華學校自1928年改制為清華大學，1929年畢業(yè)的為一級，以后逐年類推。的同學。“社聯(lián)”小組逐步擴大，以后又通過孫蘭（韋毓梅）在女同學中建立了“社聯(lián)”小組，參加者有孫蘭、許留芬、韋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魯心貞、李立睿，后來又吸收了紀毓秀、高景芝、陳舜瑤、郭建（郭見恩）、黃葳（戴中扆）、吳瀚、張自清（張厚英）等女同學參加。
阿平是女生對韋毓梅的愛稱。她還用姜平的名字寫過文章，她在當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顆火種。這個人臨事總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將的風度，又善于接近群眾。她把六個女同學組織起來，這個小組雖然小，但是起的作用卻很大。小組開會始終是秘密的，會開得總是很認真，由大家輪流發(fā)言，進行時事分析和工作檢討。研究“突擊對象”，就是發(fā)展壯大革命的力量。平時大家都注意女同學中的動向，發(fā)現(xiàn)誰在憂心國事，而不單單是埋頭書本，就主動地接近她。然后提到小組會上去討論，看能否發(fā)展她參加小組。學習時就是讀一些進步的書籍，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列寧的《論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經(jīng)濟學》等，這些書，在當時雖不怎么讀得懂，大家也使勁的生吞活剝，那種認真虔誠的勁頭是很動人的。
不久，阿平說有一位陌生的男同學要來參加這個組，大家都有些緊張，但很快地大家都很慶幸有蔣南翔在這個小組了。據(jù)韋君宜所寫的回憶文章說：“我們一群女同學在進步女生韋毓梅鼓勵下組織起來。我們六個女生是一組，由蔣南翔領導，在二院蔣南翔宿舍里每周開一次會。從此，他教我們閱讀《中國大革命史》，教我們開會怎么開法，先是時事分析，再是工作討論，再是工作布置。我頭一回知道時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兩個壁壘就明白了。他還告訴我們，有個紅軍，已經(jīng)過了黃河，……反正都是聞所未聞的奇怪事兒。”另一位女同學王作民回憶說：“南翔同志在聽了我們的只有消息拼湊的讀報匯報之后，倒是真的給我們來個‘時事分析’。每當他從這些報紙消息中抓出時勢的動向時，我總是由衷欽佩——我怎么就串不起來呢？這幾乎是我每周必有的自問。”
從蔣南翔參加小組學習，時事分析，就不再是讀報時大標題的羅列，而是從字里行間去探索其意義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蔣南翔和韋毓梅都是共產(chǎn)黨員。
在公開工作方面，隨著學生會內(nèi)左派影響的增長，蔣南翔繼牛佩琮之后，被選為《清華周刊》總編輯。在《清華周刊》積極參加工作的有姚依林（副刊編輯）、楊述（文藝欄編輯）、蔣弗華（社會科學欄編輯）、呂風章（自然科學欄編輯）、孫蘭（書報評介欄編輯），吳承明任總發(fā)行。《清華周刊》是學生會的合法刊物,學生注冊時將訂閱費和學費一并繳交。總編輯和各欄主編都是由全體同學選舉的。《清華周刊》在“一二·九”運動以前,就在黨組織的影響下宣傳過革命道理和抗日的主張；“一二?九”運動以后，則完全掌握在左派學生手中。《清華周刊》這個輿論陣地，在團結同學和擴大進步思想影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清華的革命力量，在1935年初受到沉重打擊，但經(jīng)過半年的努力，學生中左派力量又逐漸恢復過來。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革命是不可抵抗的洪流，是任何反動力量壓不垮的。
《清華周刊》以生動通俗的文字，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宣傳共產(chǎn)黨的抗日主張，揭露親日派的賣國行徑。蔣南翔從1934年11月就為《清華周刊》撰寫文章，后來在他任《清華周刊》總編輯期間，除了組織稿件以外，他還以蔣南翔、南翔、翔、南風、穆文、燕亭、亭、江流、流、書安等筆名在《清華論壇》、《書報評介》等專欄發(fā)表文章，他還從國外報刊上選輯時事漫畫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蔣南翔寫的《對華北問題應有的認識》、《國難中的青年應抱什么態(tài)度》等文章，激勵清華學生投入愛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他在《對華北問題應有的認識》一文中指出:“日本之要攫取華北，自是有其客觀的原因。在世紀末世界經(jīng)濟不景氣的暴風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便首先遇到內(nèi)部矛盾無法調(diào)和的命運，解決矛盾唯一的方法，便只有向外發(fā)展。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國勢的積弱,遂使中國天然的成了我們‘友邦’的‘俎上之肉’,由關東而華北,也自成為很自然的路線了。我們的‘友邦’很迫切的要攫取關東和華北，除了經(jīng)濟的原因外，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意義,那便是正當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鬧著恐慌，偏有全世界一向以‘怪物’視之的蘇聯(lián),相反的一切社會事業(yè)都在蒸蒸日上，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國家,觀之當然不免眼紅,尤其是我們的‘友邦’,他非摩拳擦掌，從速來準備獵取這只‘北方大熊’不可了。”
他還寫道：“而我們的政府對于華北又是力不從心，不能再來保護自己的領土和人民，年來的一切事實多是明證。然則，被拋棄了的人民們,假使不愿束手待斃，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原載《清華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12日；《蔣南翔文集》上卷，73~74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蔣南翔這兩段話，對國內(nèi)外形勢分析深刻，指出了日寇侵華的必然性，對蔣介石的賣國行徑擊中要害，特別是提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這說明蔣南翔在政治上已經(jīng)成熟了。
《清華周刊》還建立了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發(fā)行網(wǎng)，校外有一百多個遍及各省市的訂戶。當時不便公開郵寄的抗日救亡材料，有時也用《清華周刊》的封套經(jīng)過這個發(fā)行網(wǎng)發(fā)出。
1935年夏，隨著喪權辱國的《何梅協(xié)定》的簽訂，華北時局進一步惡化，蔣南翔與秘密組織商定，利用暑假動員一些同學留校開展群眾性活動。他們把留校同學組織起來，成立暑期同學會，蔣南翔當選為同學會主席，其他成員有姚依林、吳承明、李秉忱、陳其援、何炳棣、朱景梓等六人。蔣南翔、姚依林和吳承明三人，當時都是民族武裝自衛(wèi)會的成員。同學會通過選讀進步書刊、研討時事、宣傳群眾等形式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清華暑期同學會不是干巴巴地搞政治運動，而是十分注意同學們的思想、生活和文體活動。如組織清寒食堂，解決一些經(jīng)濟困難同學的伙食問題。蔣南翔還讓吳承明等二人“設法進入”清華的民眾夜校，夜校辦公室有兩臺油印機，以后許多宣傳品都是在這里刻印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發(fā)表了《八一宣言》，但北平學生最早看到的《八一宣言》是從北平的北京飯店一樓法國人亨利?韋什辦的法文圖書館出售的英文版《共產(chǎn)國際通訊》上看到的。蔣南翔立即秘密地組織進步同學學習，并在深夜里把《八一宣言》張貼在學校的布告欄上，還寫成標語，組織同學秘密地貼到清華園車站和附近的農(nóng)村里。
同年秋，原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何鳳元獲釋后回到清華，希望恢復黨的關系，蔣南翔介紹他與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上黨的組織關系，周要何鳳元設法恢復清華黨的組織，并仍任黨支部書記，何負責召集了恢復清華黨支部的宣誓會，參加者有何鳳元、蔣南翔、宮尚行（宮曰健）、陳國良、吳承明等五人。何為書記，蔣為支部委員兼共青團書記。10月，何鳳元調(diào)到北平市委工作。清華支部由蔣南翔繼任書記并任北平西郊區(qū)區(qū)委委員，陳國良調(diào)到城內(nèi)搞左聯(lián)工作。此后增補了韋毓梅、方琦德二人為支部委員，韋毓梅兼任共青團支部書記。就是這一屆的支部委員會領導了“一二·九”運動爆發(fā)前后的清華地下工作。
1935年7月黃河發(fā)生水災，災民達五百余萬，北平黨組織領導群眾開展救災活動，成立了黃河水災賑濟會，清華派姚依林參加北平黃河水災賑濟會工作，并任秘書長。后來在救災賑濟會的基礎上，由若干個有地下黨、團和外圍組織的大中學校出面發(fā)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lián)合會。郭明秋任北平學聯(lián)執(zhí)行主席，姚依林就作為清華的代表參加北平學聯(lián)并任秘書長。為防止敵人破壞，學聯(lián)總部開始就設在遠離城區(qū)的清華園。姚與彭濤、黃敬、周小舟、郭明秋等是北平學聯(lián)初建時的領導核心。姚依林是在城里由周小舟介紹入黨，然后把組織關系轉到清華黨支部的。他在“一二·九”運動前后，曾回清華參加過幾次黨的會議。在北平學聯(lián)做出了發(fā)動北平學生起來游行請愿的決定后，北平市委的何鳳元曾到西郊區(qū)委傳達，希望清華、燕京兩校率先起來響應,并決定城里由中國大學和東北大學帶頭，城外由清華、燕京率領。由于當時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北平只有清華和燕京這兩所學校有公開合法的學生會，地處城外，政治環(huán)境較好。本來清華是有合法的學生會組織，它卻無意領導這一運動，因而，由學生大會另外產(chǎn)生一個清華學生救國會，由11人組成。救國會的成員名單頗費周折，救國會委員要包括各種傾向的代表人物在內(nèi)，而非左派單干,同時又要掌握領導權。主席一職，本由在中學時就參加過“九一八”學生運動的共青團員黃誠擔任最合適，經(jīng)反復考慮，還是選了當時最用功學習好的學生周嘉祺擔任了，黃誠則任副主席，這一切都出于蔣南翔的謀劃布置。清華在1935年11月27日利用上午第四節(jié)課紀念周的集會時間，由蔣南翔主持，吳承明為提案人，出面向全校學生大會提出響應學聯(lián)號召參加游行示威的建議。由于右派學生的極力阻撓，會議無果而終。于是蔣南翔等再接再厲，每夜分頭走訪同學，開小型座談會，請名教授講時事，緊張地活動了一個星期，又在下一周——12月3日的周會上，再次提出上周末未能通過的提案。經(jīng)過會議上的激烈辯論，終于在全校大會上勝利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聯(lián)合北平各大中學校進行游行請愿的決議》。這是清華學生救亡運動的一次重大的勝利。
當時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鳳元得悉這一勝利消息，非常高興。他特地從城里趕回清華找蔣南翔，要他趕在游行前負責起草一篇對外宣言。蔣南翔當天晚上就獨自躲進清華一院大樓（清華學堂）地下室的印刷車間，杜門謝客，抱著滿腔悲憤的心情，撰寫《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這篇宣言接連寫了兩三個晚上，當時他痛感華北人民面臨亡國的威脅，地處北方前線的北平學生已在上著“最后一課”，“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一面寫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淚流滿面，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文章脫稿后，印成單頁，在幾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隊伍中廣為散發(fā)，在大街小巷到處張貼，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華救國會的《怒吼吧》雜志上發(fā)表。下面是《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的全文:
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
(1935年12月9日)
親愛的全國同胞：
華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現(xiàn)在，眼見華北的主權,也要繼東三省熱河之后而斷送了！
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目前我們“友邦”所要求我們的，更要比二十一條厲害百倍；而舉國上下,對此卻不見動靜。回看一下十六年前偉大的“五四”運動，我們真慚愧:在危機日見嚴重的關頭，不能為時代負起應負的使命，輕信了領導著現(xiàn)社會的一些名流、學者、要人們的甜言蜜語，誤認為學生的本份僅在死讀書，迷信著當國者的 “自有辦法”,幾年以來,只被安排在“讀經(jīng)”“尊孔”“禮義廉恥”的空氣下摸索，癡待著“民族復興”的“奇跡”! 現(xiàn)在，一切幻想,都給鐵的事實粉碎了! “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親愛的全國同胞父老，急切的華北喪鐘聲響，驚醒了若干名流學者的迷夢，也更堅決地使我們認清了我們的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適之先生曾慨然說:“他過去為‘九一八’的不抵抗辯護，為‘一·二八’的上海協(xié)定辯護，為熱河失陷后的塘沽協(xié)定辯護，現(xiàn)在卻再不能為華北的自治政府辯護了”。他已覺悟了過去主張“委曲求全”的完全錯誤，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負有守土之責的華北長官能盡力抵抗不要屈服妥洽。親愛的同胞，我們卻還要比胡先生更進一步說：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賴負有守土之責的長官，尤其希望全體民眾，也都能一致奮起，統(tǒng)一步伐，組織起來，實行武裝自衛(wèi)。事實告訴我們：在目前反帝自衛(wèi)的斗爭中，民眾的地位是更為重要，民眾的力量是更為偉大，也只有民眾自己，更為忠實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時的民族英雄，抗日將軍，都可化為“神龍”了；惟有山海關外，英勇的民眾自己組成的義勇軍，始終不屈不撓，在用鮮血寫著中國民族的光榮斗爭史。
親愛的全國同胞，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到最后五分鐘。我們，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著“最后一課”的青年，實已切身感受到難堪的亡國慘痛。創(chuàng)痛的經(jīng)驗教訓了我們；在目前，“安心讀書”只是一帖安眠藥，我們決再不盲然地服下這劑毒藥；為了民族，我們愿暫時丟開書本，盡力之所及，為國家民族做一點實際工作。我們要高振血喉，向全國民眾大聲疾呼：中國是全國民眾的中國，全國民眾，人人都應負起保衛(wèi)中國民族的責任！起來吧，水深火熱中的關東同胞和登俎就割的華北大眾，我們已是被遺棄了的無依無靠的難民，只有抗爭是我們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己起來保衛(wèi)自己的民族。我們的胸懷是光榮的：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起來吧，亡國奴前夕的全國同胞！中國沒有幾個華北和東北，是經(jīng)不起幾回“退讓”和“屈服”的！唇亡齒寒，亡國的慘痛，不久又要臨頭了！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全國大眾，大家趕快聯(lián)合起來！我們的目標是同一的：自己起來保衛(wèi)自己的民族！我們的胸懷是光明的：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
清華大學救國會
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原載《怒吼吧》第一期，1935年12月10日）
這篇宣言發(fā)表后，立即傳到全國各地。“宣言”一千多字，卻絕非口號堆積，而是以讀書和救國的關系為主題，娓娓而談，道出了當時學生界抑郁的心聲，并呼喚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全國大眾，趕快聯(lián)合起來，要以血肉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另外，蔣南翔還代表清華大學救國會起草了告農(nóng)民書，號召農(nóng)民起來救國，打日本鬼子。當時在救國會宣讀，隨后印成單頁向周邊農(nóng)村散發(fā)。
12月9日凌晨7時，清華同學在大操場集合出發(fā)，由黃誠、吳承明等人帶隊。清華學生姚依林和女一中學生郭明秋等在西單亞北咖啡館坐鎮(zhèn)指揮。清華的隊伍上午到達西直門，城門被軍警緊閉，不得入城。領隊決定留大部人員在西直門城外墻邊召開群眾大會，向老百姓做抗日宣傳，散發(fā)《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陸璀代表北平學聯(lián)向群眾宣講了這次上街游行的目的和意義，蔣南翔也在游行隊伍中高呼口號。一部分同學則到阜成門，亦受阻，隊伍轉向了廣安門，又受阻。再轉向西便門，大門又是關著，城頭上站著全副武裝的軍警，如臨大敵。同學們含著熱淚呼喊：“中國人的城門已經(jīng)不準中國人進了！”領隊的和大家商議，今天我們看清了統(tǒng)治者的面目，我們不能白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動來回答他們。傍晚回校，同學們無不義憤填膺，更加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嘴臉。學生楊述寫了一首表示憤怒心情的詩：“義旗高舉在今朝，烈火沖天百丈高。甘冒風雪為救國，寧遭斧鉞不降曹。漢奸賣國真無恥，學生爭存恨未消。他日償還流血債，工農(nóng)烽起似錢潮。”
12月10日，學聯(lián)決定實行總罷課，清華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舉行各種集會和講演，討論國內(nèi)外形勢，揭露蔣介石政府賣國投降真面目。當時北平各報對于“一二·九”那天的行動沒有報道，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只有《華北民訊》、上海《大眾生活》以及《密勒氏評論報》等外報作了報道。清華救國會和學生自治會組織了糾察隊、宣傳隊、情報隊、廣播隊，積極開展活動，每天有許多同學在寒風中奔跑，擔任守衛(wèi)、交通和巡邏的工作。有的參加《學聯(lián)日報》的編輯、出版工作，采訪全市學生的救亡活動之后，寄往全國各地。學生們自己安裝了無線電發(fā)報機，用英、法、德、日四國文字向國外發(fā)送了“一二?九”運動的消息。12月14日，由清華大學救國會負責人黃誠出面邀請了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愛國教授許德珩來校給全校學生做了關于發(fā)揚“五四”光榮傳統(tǒng)的講演，進一步激發(fā)了學生的愛國熱情。
“一二·九”游行隊伍被阻西直門
12月16日是反動當局原預定正式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日子，北平黨組織決定在這一天再一次出動大示威。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lián)成立了示威指揮部，由郭明秋、姚依林、黃敬、彭濤等人參加，計劃各校到天橋集會，召開市民大會，使學生和市民結合起來，而后入正陽門，經(jīng)天安門，向東經(jīng)過東單，再到外交大樓——“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舉行總示威。北平學聯(lián)鑒于“一二·九”那天清華和燕京等校學生被阻于城外的教訓，決定每校派30人組成先遣隊提前一天進城，以便第二天接應大隊入城。12月16日拂曉，由清華、燕京率領的城外學生大隊，在西直門、阜成門受阻，無法通過，轉到西便門仍受阻，學生們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用血肉之軀沖開了已經(jīng)有點腐朽的西便門的城門，一擁而入，幾經(jīng)周折，部分學生終于到達天橋，與其他學校的學生會師。在天橋有兩萬多市民和一萬多學生舉行了市民大會。大會負責人黃敬登上了一輛停駛的電車主持會議。大會通過了不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的傀儡組織”、“收復東北失地”等決議案，并按原計劃，到外交大樓示威。游行隊伍以清華學生為先導，隊伍在正陽門受阻，轉到了宣武門，又受阻于城門外，在相持中，同學們發(fā)現(xiàn)城門底下有一條縫隙，清華女同學陸璀即平貼著地面爬了進去，敏捷地把門栓抽下，高喊：“沖過來呀！”這時有十幾名軍警向她猛撲過來，拳打腳踢將她逮捕，當時美國進步記者斯諾正在現(xiàn)場拍照，他跟蹤陸璀到警察所，并對她進行了采訪，當即發(fā)出了一條獨家新聞。第二天（12月17日）美國紐約《先驅(qū)論壇報》在頭版頭條刊登，大標題是“5000中國人奮起反對日本統(tǒng)治，警察擊倒60”，副標題是“北平學生被打，‘貞德’被捕”。把陸璀譽為15世紀法國的民族女英雄，這個報道迅速傳遍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和同情。
“一二·九”示威游行后不久，孫夫人宋慶齡從上海送來100多元錢，請清華哲學系教授張申府轉交給北平學聯(lián)，以表示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支持。
“一二·一六”示威宣言，也是由市委何鳳元找蔣南翔寫的。蔣南翔抱著對祖國和人民無限熱愛的感情和對敵人的無比憤怒，只用了一個晚上便寫出來了。蔣南翔說：“這篇宣言很簡短，但表示了北平學生面對反動派，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決心。”在這次示威中，國民黨反動派對示威的愛國同學們不僅使用了水龍和大刀，比上次“一二·九”那次鎮(zhèn)壓的更厲害，游行示威者被打成重傷的297人，打成輕傷的86人，被逮捕8人。
蔣南翔在《我在清華大學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回憶》一文中說：“《一二·九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和《一二·一六北平市大中學生示威宣言》反映了我在‘一二·九’運動爆發(fā)之際的思想認識和救亡熱情，或許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北平愛國學生的共同感情。”由于清華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幾次大示威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實際上，清華地下黨組織是參與領導了“一二·九”運動。蔣南翔的清華同學和戰(zhàn)友熊向暉說：蔣南翔是一支筆，他的哲學基礎好，文學基礎也好，他的文章成為動員千百萬青年和人民起來參加抗日斗爭銳利的戰(zhàn)斗號角。蔣南翔的清華同學吳承明在幾十年后回憶說：“青年蔣南翔可說是思考型的，他九分沉思，一分表態(tài)，所以言語不多，言必有中。”在筆者訪問當年和他一起戰(zhàn)斗過的一些老同志也多是說蔣南翔在偉大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確實有很大貢獻。
組織南下宣傳團與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誕生
學生們請了愿，示了威，下一步該怎么辦？清華大學救國會在校內(nèi)召開了多次時事座談會進行討論。清華黨支部和西郊區(qū)委也研究過這個問題。市委的何鳳元和清華駐學聯(lián)的代表姚依林也分別回校參加討論。大家很自然地討論到進一步下鄉(xiāng)宣傳的問題。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以后，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平津?qū)W聯(lián)，并宣布平津各校提前放寒假，學生一律限期離校，以使學生分散，孤立進步學生，便于當局對各校個個擊破。為了粉碎這個陰謀，北平黨組織和學聯(lián)干部黃敬、彭濤、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等在西單彭濤的家里開會商定，要想辦法把學生集中起來，組成一個抗日救亡宣傳隊，南下到工人農(nóng)民中去，宣傳抗日救亡。根據(jù)當時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學聯(lián)發(fā)起組織平津?qū)W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宣傳團建立了嚴密的組織，按軍事化的方式行動。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設總指揮部，由董毓華擔任總指揮，江文彬（江明）、宋黎任副總指揮。宣傳團黨團書記由彭濤擔任，他和三個正副總指揮組成黨團。宣傳團共分四個團，第一團由北大、東城地區(qū)大中學校組成，由北大的韓天石擔任團長；第二團由東北大學、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法商學院等組成，以江明為團長；第三團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西部和北城地區(qū)組成，團長由清華大學擔任，由清華大學的蔣南翔，燕京大學的黃華，輔仁大學的曹嵩齡組成指揮部；第四團由天津的北洋工學院、河北法商學院等校組成。各校參加南下擴大宣傳團的多為“一二·九”運動中的骨干和積極分子，共計500人左右。
12月下旬，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政策。會議充分肯定了“一二·九”運動。中央在決議中指出：“廣大民眾的革命義憤在全中國的一切地方醞釀著并已經(jīng)在普及各城市的學生反日示威運動中表現(xiàn)出來了。”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贊揚青年學生已經(jīng)發(fā)動了一個廣大的反日運動。他指出：“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fā)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fā)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沖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nóng)民、兵士的斗爭結合起來，才有可能。”（《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平學聯(lián)的青年們當時雖未看到這些文件，但他們的行動是基本符合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的。
宣傳團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各團隊均設宣傳、組織、交通事務、糾察救護和調(diào)查等專責人員。每團每日派出先遣隊騎車先走，調(diào)查目的地、會合點、路線，解決沿途食宿，了解當?shù)伛v軍的情況等。大隊徒步出發(fā)，宣傳的方式分口頭、文字、圖畫及大會講演，還計劃要組織市民大會和抗日救國會等。總指揮部規(guī)定了各團出發(fā)的時間、地點、路線以及為躲開軍警的注意，而采取化整為零、分散又集中的辦法集合隊伍。
1936年1月正是平津地區(qū)最冷的時候，天寒地凍。平津?qū)W聯(lián)南下擴大宣傳團的團員們，都只穿一身棉衣褲，每人帶一床薄軍毯，分成四個團，整隊出發(fā)了。出發(fā)之前，有的大隊如清華參加南下宣傳的全體同學在體育館前集合宣誓，由吳承明領讀誓詞：“我們下了最大決心出發(fā)下鄉(xiāng)，宣傳民眾，組織民眾，不怕任何障礙，不惜任何犧牲，不達目的，誓不返校，謹誓”。
黨支部書記蔣南翔，黨支部委員吳承明和救國會主席黃誠首先報名參加，共青團員丁則良、社聯(lián)的楊述、韋君宜、王作民、左聯(lián)的魏東明、王永興、趙德尊和李昌（雷駿隨）、楊學誠、郭建、葉方（葉篤廉）、董凌云、于光遠、黃紹湘、張師載等也都積極參加。
第三團于1月4日早由各自的學校出發(fā)，到頤和園南面的藍靛廠集中，下午天將黑時到達盧溝橋，住在宛平簡易師范學校。當晚召集該校學生開會，報告北平學生運動的經(jīng)過和意義，并幫助他們組織救國會。第二天經(jīng)長辛店，下午到達良鄉(xiāng)，各隊分別出發(fā)宣傳，幫助良鄉(xiāng)一小和女子小學、初級小學及簡易師范等四校的教職員工，籌備成立各校教員聯(lián)合救國會。
經(jīng)過竇店到琉璃河，住在鎮(zhèn)里良鄉(xiāng)第二完全小學，幫助他們籌備成立各校教員救國會，同時還幫助該鎮(zhèn)郵政局、商會等團體和個人籌備各界救國會，當晚召開了全體團員大會。
次日，中午抵達河北省涿州的馬頭鎮(zhèn)，鎮(zhèn)上正在趕集，趁此機會開了鎮(zhèn)南、鎮(zhèn)北兩個群眾大會。有一個姓王的老大媽，也跑上臺講話，她說：“大家應當齊心打日本，不要當亡國奴！”宣傳團還在鄉(xiāng)村的戲臺上演了話劇《打回老家去》。
1月9日，四個團到達河北固安，在城外一個大車店的院子里開全體大會，這次大會還討論了一個口號：到底是提“打倒一切帝國主義”，還是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家圍著大車店的院子，站成馬蹄型，紛紛發(fā)表意見，各述理由，討論得十分熱烈。最后由宣傳團總指揮、北平學聯(lián)負責人董毓華發(fā)言，闡明為什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是正確的。他所講的是根據(j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政策，著重談了不要泛泛地提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而要集中反對當前最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并要盡可能地利用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來孤立和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他的話有理有據(jù)，極富說服力，受到了大家的歡迎，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最后他揮舞著帽子，朗誦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句：“假如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同學們都很受鼓舞并會心地笑了。
東北四省流亡北平民眾慰勞隊也趕來慰勞，并送來了300雙毛襪，引起大家歡呼。一位團員激動地說：“我們在寒風里，兩腳凍得麻木，看見這一大堆毛襪，一陣暖氣從腳底熱到心頭，向前啊！我們要穿破那些毛襪，向前啊！我們要走遍全中國，喚起民眾！”
這次下鄉(xiāng)的同學們，出身于工農(nóng)家庭的極少，而且他們當中多數(shù)人都沒到過農(nóng)村，更沒有體會過什么是階級壓迫。是要求民族解放的熱情，促使他們下決心到農(nóng)村參加擴大宣傳。他們在學校里住在溫暖的洋樓里，吃著大米白面。這次下鄉(xiāng)來過的完全是另一種生活。穿著簡單的衣褲，吃的是凍硬的干糧和咸菜，晚上和衣睡在鋪了一點點干麥秸的地上。每天清晨用刺骨的冷水洗臉，隨后又冒著吼叫的寒風出發(fā)，拖著疲憊的雙腿前去宣傳，這對一個城市知識青年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最使他們驚愕不已的是親眼看到了農(nóng)民生活的痛苦，原來沒有想到會苦到這種程度。他們走進貧苦農(nóng)民住的陰暗冰冷的小土屋，看到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小女孩只披著一層單薄的布片。同學們下鄉(xiāng)吃的是大餅咸菜，感到已經(jīng)是夠苦的了，而農(nóng)民春節(jié)也不一定能吃上這些東西。他們辛辛苦苦地用血汗種出的大米和小麥，到年底百分之八十都要拿去交地租和還債。他們賴以活命的是那點少得可憐的棒子面、窩窩頭，往往是糠菜半年糧。
在訪問中，同學們知道了農(nóng)民困苦生活的真相。有那么一家人已經(jīng)兩天沒吃飯，孩子哭著叫著，媽媽說，專等她丈夫每天跑七十里路去躉柿子賣，換回幾十枚銅錢來換飯吃。同學們看到了一些農(nóng)民年紀輕輕的就被沉重的勞動壓得駝背彎腰，三四十歲的女人像個老太婆。一個懷孕八個月的婦女還在拉著沉重的石磙子壓場。農(nóng)民的悲慘生活和血淚控訴，震撼著同學們的心。這次宣傳最大的收獲是宣傳團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和對農(nóng)村真實情況的了解，使這支隊伍受到了鍛煉，經(jīng)了風雨，見了世面。同學們深深地認識到，僅僅有愛國心是不夠的，還應該為被壓迫被剝削的農(nóng)民的解放而奮斗，抗日救國必須和農(nóng)民反對封建剝削的任務相結合，切實地解決土地問題。從而認清了共產(chǎn)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是正確的。這次下鄉(xiāng)實踐活動使愛國的同學們認真地思考，怎樣才是一個合理的社會？依靠誰才能建設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畢竟是最有說服力的，最能打動人心的。實踐活動使同學們真正認識到只有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制定者——中國共產(chǎn)黨，才能領導這場抗日救國民族解放斗爭取得最后的勝利，認識到工農(nóng)大眾是真正的抗日主力軍，學生運動必須同工農(nóng)相結合，才能發(fā)動起廣大的民眾，取得抗日斗爭的最后勝利。
從南下宣傳團出發(fā)的時候起，就不斷的有國民黨派的便衣偵探跟蹤。隨著宣傳影響的不斷擴大，反動派越加恐慌，破壞活動也越加頻繁。南下宣傳團的四路大軍興沖沖地在固安城匯合時，縣長卻命令把城門關閉了，污蔑學生是土匪，還派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守在城墻上，架起了機關槍，如臨大敵。大家義憤填膺，憤怒地質(zhì)問國民黨姓邊的縣長：“你是不是中國人？”
在固安住了四天，總結了工作，整頓了組織，由于第四團人少，便將第四團與第一團的第三、第四小隊合并,第三團不變，這樣就將原來的四個團改組為三個團。第三團經(jīng)涿州沿平漢線南下，約定十日后三個團在保定會師。
1月10日上午9時，第三團離開固安，11時到達宮村。該地小學校墻上還貼了許多歡迎的標語。午飯后，燕京大學一二九劇團在小學外的戲臺上演了救亡劇。后經(jīng)涿縣，13日抵達高碑店。在這里三團受阻了。高碑店的警察局長已預先做了布置，用武力對付宣傳團。三團只好暫時棲居小學校的空屋內(nèi)，各小隊則分別去附近的小村進行宣傳。
下午四時，大多數(shù)外出宣傳的同學還沒回來，警察局長突然帶領便衣隊和警察20多人，一下子擁進了三團的住所，他們腰間掛著手槍，手里拿著繩子，惡狠狠地逼迫學生出來。團員們憤怒地齊聲回答：“不出來”。便衣警察問：“誰是負責人？”“我們每個人都是負責的。”大家齊聲響亮地回答。這時站在前面的一個同學被他們捕去了，大家奮不顧身地一擁而上把他奪了回來。大家胳膊挽著胳膊緊緊地靠在一起。并且齊聲高唱《開路先鋒歌》。
當外出宣傳的同學回來以后，他們就轉移到一個小店里，便衣警察又把小店包圍起來。兩個彪形大漢和幾個打手強令宣傳團員們分散居住，遭到學生拒絕。于是他們就強拉硬拽并且大打出手了。同學們也撿起磚頭、石塊、桌腿、凳腳予以回擊。接著警察竟然對學生的住所放起火來，幸未成災。他們用水澆學生，學生的棉衣淋濕了，因為天寒頓時結了一層冰。但沒有一個人往后退，而是用胸膛頂住門，沒讓一個警察和便衣進來。
面對第三團在高碑店遭遇警察和便衣欲以武力強行解散團體，宣傳團員們?yōu)榱吮３诌@個戰(zhàn)斗集體免受損失，大家手攜著手齊聲說：“為了斗爭，為了救亡，我們的集體決不能分散，堅決要求全團一起返回北平。”團員們在小店里舉行了最后一次全體會議，會上熱烈地討論抗日救亡的工作是不是就此結束的問題，為了不讓門外的警察聽懂，大家都用英語發(fā)言。與會者無不慷慨激昂，共同的結論是：抗日救亡工作不能就此結束，我們要組織一個永久性的抗日團體，向日寇和賣國賊、漢奸進行堅決的斗爭。第三團負責人蔣南翔等在會上根據(jù)同學們的要求，提出成立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繼續(xù)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建議，立刻得到全團學生的一致熱烈擁護。最后他們雖被強行押送回到北平，但是這個隊伍是完整地保留下來了。第一、二團在到達保定后，為軍警所迫，也不能再前進。為了繼續(xù)奮斗，他們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
南下宣傳團第一、二、三團在北平匯合后，黨組織便著手研究如何將南下宣傳的大批積極分子進一步組織起來。1936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林楓到西郊區(qū)委，召集清華、燕京兩個支部的黨員在燕京大學開了兩天會，清華參加者有蔣南翔、牛蔭冠、方琦德三人，燕京參加者為黃華、陳絜等人。這是蔣南翔第一次見到林楓同志。林楓在會上講了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如何配合，黨的民主集中制與法西斯主義的本質(zhì)區(qū)別等問題，對蔣南翔的認識和工作都有幫助，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隨后，林楓與黃敬、姚依林同志在騎河樓“清華同學會”開會，商議籌建一個抗日的先進的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青年組織。會后決定將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與民族解放先鋒隊合并，定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師范大學舉行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通過了《斗爭綱領》、《工作綱領》、《組織系統(tǒng)》和《規(guī)約》，宣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正式成立。當時有隊員300人左右，分為26個分隊。民先總隊部第一任負責人是敖白楓（高錦明）、劉導生、王仁忱等。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隊員有6000多人，到會代表24人，代表18支地方隊伍。大會通過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法和告隊員書，清華的李昌當選為總隊長，與李哲人、劉導生等七人共同組成全國總隊部，由北平學委領導。
在斗爭中建立起來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誕生的第一天起，便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團結廣大先進青年，戰(zhàn)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線，在戰(zhàn)斗中組織得更加嚴密，斗爭得更加堅決英勇，成為華北和全國救亡運動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二·九”運動的意義和啟示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說：“紅軍經(jīng)過了萬里長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當時敵人還在進攻我們。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縣我們還打了三個月勝仗。在祝捷聲中，在十二月十日，一聽到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消息，我們心里好不歡喜，紅軍同志完成了這么偉大的長征，學生同志在北平發(fā)動了這樣偉大的救亡運動，兩者都是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爭，其直接意義都是推動抗日戰(zhàn)爭。所以，一二九運動在歷史上講，是抗日戰(zhàn)爭準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zhàn)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zhàn)的思想，準備了抗戰(zhàn)的人心，準備了抗戰(zhàn)的干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2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劉少奇同志1944年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一二九’是中國學生革命運動的來潮，……從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來講，‘一二九’運動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與革命時期的一個標志。從此，中國反動勢力逐漸后退，而新的革命運動則開始逐漸高漲。”（轉引自《一二九運動資料》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北平學生掀起的“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如江河的巨浪奔騰勢不可擋，立即得到全國的學生和各界的廣泛響應，掀起了全民抗日救亡的大風暴，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氣焰，有力地鼓舞了廣大愛國學生和民眾的斗爭精神。“一二·九”運動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光輝燦爛的一章，它揭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序幕。“一二·九”運動是在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指導下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這兩個口號正確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各族人民最大多數(shù)群眾的意志和要求，使“一二·九”運動一開始就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的斗爭目標。在這兩個口號的號召下，不只是先進青年，而且多數(shù)中間分子都參加了進來。不只是廣大青年學生，而且是各階層愛國人民也都熱烈地響應，使“一二·九”運動擴大成為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之所以有其偉大的意義，就在于它繼承和發(fā)揚了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 就在于它使運動包括了全國各地廣大學生和群眾; 就在于它喚起了全國的民眾; 就在于它幫助了國內(nèi)團結的建立和抗戰(zhàn)的發(fā)動。它不僅在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上，而且在整個民族解放斗爭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中國學生的斗爭得到了世界學生的支持。國際學生聯(lián)合會向全世界學生發(fā)出號召：“中國學生的斗爭，也是我們的斗爭！”蘇聯(lián)、英國、美國、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各國青年學生的組織或個人都紛紛打電報到中國來，積極支援偉大的“一二·九”運動。一位外國老人稱贊“中國學生運動是全世界青年運動的冠軍”。
“一二·九”運動鍛煉和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其中一些骨干通過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成長為黨的干部，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都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正如蔣南翔在《紀念“一二·九”運動的戰(zhàn)士——楊學誠同志》一文中寫的，“自從參加救亡運動以后，學誠對工作就一貫是非常刻苦和認真負責。在寒風徹骨的冬夜，他冒著冷風守夜；在開大會的時候，他為會場巡邏放哨；一切比較艱苦而為一般學生所不大樂意做的事，都是他積極地來做。因為我親眼看到：一個溫良謙遜的青年人，怎樣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前面，如猛然驚醒的睡獅般怒吼起來。”
那么，“一二·九”運動對于中國青年究竟給了一些什么樣的啟示？
首先，“一二·九”運動使平津數(shù)十萬青年學生獲得了空前的政治覺悟與組織鍛煉，從而把全國青年很快從沉睡的狀態(tài)中喚醒起來，教育和鍛煉了中國整個的年輕的一代。在“一二·九”運動之前的一些學生，對國家大事是不太過問的，或只是埋頭讀書、研究學問，或談戀愛、看電影、溜冰等。是“一二·九”運動教育了他們，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認識。當時的處境是“華北之大，已經(jīng)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大敵當前，愛不愛國擺在了重要的位置，是“一二·九”運動使他們受到了抗日救亡的教育。推動他們從事革命運動，從而建立起堅定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二·九”運動首先體現(xiàn)了團結抗戰(zhàn)這個新鮮活潑的革命戰(zhàn)略和真理，對“八一宣言”的號召給了一個明確的回答。“一二·九”運動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走向全民族的對日抗戰(zhàn)。
其次，“一二·九”運動告訴我們，單純的學生革命運動是不能獲得勝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反動統(tǒng)治下長期堅持。因此，革命的青年學生必須在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必須與廣大的工農(nóng)兵相結合，參加抗日救亡的斗爭，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毛澤東同志說：“毫無疑義，一二九運動中共產(chǎn)黨起了骨干作用。沒有共產(chǎn)黨作骨干，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fā)生的。首先是共產(chǎn)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其次是紅軍到了陜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運動；再次是共產(chǎn)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這樣，才使一二九運動發(fā)生，并使之在全國各階層開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毛澤東文集》第二卷，256頁）
第三， 必須建立青年的革命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這是一支堅強的革命青年隊伍。它推動了全國青年乃至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這個組織是1936年2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隨著運動的深入和發(fā)展，這個組織不斷地發(fā)展壯大。
1936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簡稱中國學聯(lián)），領導了全國學生運動。1938年3月，在武漢市商會大禮堂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選出了以蔣南翔為黨團書記、秘書長的第二屆執(zhí)委會。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平學生在平津一帶組織了學生軍和游擊隊，屢挫敵人。南方的青救團、青抗先，都是由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北方學生主持的。
第四， 給青年提供了正確的斗爭方法。“一二·一六”以后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失敗的教訓，告訴青年先鋒主義是要不得的，這次學生的游行大隊被軍警打散，傷者達百余人，有53名學生和一名記者被捕，其中有女性17名。被捕的愛國學生被拋入警車，解往陸軍監(jiān)獄，一進牢房就被扣上沉重的鐐銬。
“一二·九”運動還告訴我們：青年運動不能只談救亡，不及生活。關心青年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切身的困難問題，是青運的任務，也是發(fā)動青年最好的方法。
關于“生活路線”問題，這是在劉少奇同志的白區(qū)工作正確路線指導下才得以提出的。 “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楊述在《一二·九漫語》中提到，“它的提出與實行應歸功于蔣南翔”。他還說，在黃誠同志的主持下，北平學聯(lián)繼續(xù)堅持下去，才有了生活路線的口號。貫徹生活路線，就會團結更廣大的同學，出現(xiàn)一種新的作風。
第五， 為黨和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的棟梁之材。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多數(shù)青年在抗日戰(zhàn)爭，甚至在解放戰(zhàn)爭中都成為卓越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地方行政負責人以及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領導干部，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成為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中的黨政領導骨干。
申明：以上連載內(nèi)容節(jié)選自《蔣南翔傳》。本書由方惠堅、郝維謙、宋廷章、陳秉中編著，由清華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