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教導(dǎo)
——記1948年清華的“八一九”事件
● 徐應(yīng)潮 （1950屆，機械系）
1947年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學生運動前后，4月～6月間，我經(jīng)我的女友外文系傅yi（二聲）介紹加入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組織上讓我繼續(xù)留在清華劇藝社開展工作，傅 則參加“清華劇藝社”和“大家唱”工作。
1948年8月中旬，地下黨用未署名的大字報形式公布了國民黨法庭將審訊兩批清華進步學生的消息，并附帶公布了所謂的“黑名單”，其中好幾個都是清華劇藝社成員。那時正值暑假期間，學校學生自治會理事和一些進步同學紛紛離校，南下北上，我一時和組織聯(lián)系不上，就和劇藝社幾位負責同學商量，把“黑名單”上的三名留在學校的劇藝社成員——李詠、張家熾、傅yi（二聲）藏在清華大禮堂舞臺下的地下室。8月18日，組織上和我聯(lián)系上了，經(jīng)了解，認為大禮堂不安全，讓把李詠和張家熾轉(zhuǎn)移到清華小學教員、劇藝社成員王松聲家中躲避。解放后得知王松聲當時已是地下黨員。傅yi（二聲）則經(jīng)進步教授張奚若的女兒張文英介紹躲在美國教授羅伯特·溫德（Robert Winter）家。8月19日，國民黨軍警沖進清華園內(nèi)大肆搜捕進步學生，讓學生都集中在大禮堂。當時我和劇藝社的幾個同學仍躲在大禮堂舞臺下的地下室，通過舞臺前的小洞，看到特務(wù)軍警拿著“黑名單”核對學生證的情景。他們一無所獲后便轉(zhuǎn)向去搜查教職員宿舍。由于地下黨的精心掩護，清華沒有一個上“黑名單”的同學被搜捕到。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單”上的學生因清華有熟人，前來逃避，組織上并不知曉，結(jié)果讓特務(wù)逮捕了，實為憾事！事后梅貽琦校長曾憤慨地說：“軍警上高等學府里面來抓人，這是清華建校以來首次。”這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
“八一九”當日，羅伯特·溫德教授把傅yi（二聲）藏在他臥室里的一個大衣柜里并上了鎖。特務(wù)進屋要他開鎖時，他推說鑰匙丟了，這樣躲過了軍警特務(wù)的搜查。第二天，8月20日上午，和我們同是“松明團契”的王珉同學代表組織上通知我，認為清華園不安全，已被國民黨軍警包圍了，他們很可能再次進校搜捕進步學生，讓我當天半夜護送傅和另一位上了“黑名單”的進步同學林方其去解放區(qū)，并給我們一筆銀元做旅費，還交代了聯(lián)絡(luò)方式。
8月20日午夜，我和他們二人踏著來為我們送行的嚴寶瑜同學的肩膀翻墻出了清華園，靠著月光照明，走進茂密的高粱地。清晨時分，我們終于走出高粱地，稍整行裝，準備進城時，不料被早已埋伏在地里的國民黨特務(wù)堵住，隨即被押送到德勝門的看守所。特務(wù)檢查了我們的證件，我并沒有上“黑名單”，林方其和傅yi（二聲）均用的是假名，“黑名單”上也沒有。即便如此，待到下午，特務(wù)仍讓我們?nèi)俗先嗆囉伤麄冄核瓦M城。車到騎河樓附近時，我們突然看到騎自行車經(jīng)過的劇藝社的孫同豐，他也看到了我們，就尾追不舍。我忙給他做手勢，表示我們已被捕，要他趕緊離開。他沒理會，一直跟到東華門附近的北平偽警備司令部門口，被特務(wù)發(fā)現(xiàn)，讓他下車，問他為何跟我們的車。孫同豐急中生智，說：“徐應(yīng)潮借我錢不還，今天好不容易見到他，我找他要錢！”特務(wù)檢查他的學生證，不在“黑名單”上，就讓他趁早走開。好險！要是當時特務(wù)知道孫同豐就是活報劇《金鑾寶殿》的作者，那可就麻煩了。
特務(wù)把我們關(guān)押在一間大屋子里，那是個臨時拘留室。已有先被捕的幾十名各校學生，其中有些人看到我們，立即圍了上來，問我們情況。見到這么多同伴，我們很興奮，傅yi（二聲）激動地說：“同學們，咱們一塊兒來唱：‘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
記得在學校時，大約8月初的一天，我在南開中學時的級任老師王剛（他當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中共地下黨員），專程從城里來到清華園，看我和傅yi（二聲）。閑談中，他對我們說：聽說國民黨正在擴大監(jiān)獄，這是準備用來關(guān)押進步人士的，有朝一日，你們?nèi)绻徊叮欢ㄒ林恍枰财磿r，不要硬拼，把自己打扮成“粉紅色”，迷惑敵人，掩護同志，保守秘密。
我被捕后，當即想起王剛老師的教導(dǎo)，極力把自己打扮成個花花公子，嘴里哼著當時的流行歌曲。在警備司令部關(guān)押我們?nèi)说哪且婚g大屋子中，我們見到了先我們一天被捕的李詠和張家熾，于是我們四人在一起統(tǒng)一了口供，把清華劇藝社的事，都推到萬文偉（已去解放區(qū)）身上。那個學期，清華劇藝社曾演出過諷刺蔣家王朝的活報劇《金鑾寶殿》。我扮演蔣介石，在舞臺上大罵過特務(wù)，得罪這幫特務(wù)了，估計他們一定會問劇作者是誰，我們就說是大伙你一言我一語湊的，沒有劇作者，以掩護真正的劇作者孫同豐同學。
在警備司令部那間大屋子里大約關(guān)押了四五天后，特務(wù)才開始提審我和傅yi（二聲）。原來，他們曾把我們的證件拿到清華的特務(wù)中間去查問。審訊我時，偽法官正在看特務(wù)寫的有關(guān)我們的情況介紹，不料讓我偷看到了：特務(wù)們說了我演《金鑾寶殿》里的蔣介石，在臺上大罵特務(wù)；傅yi（二聲）參加了清華“大家唱”，名滿清華園等等。這下我心里有底了，知道特務(wù)所知并不多。在回答法官的提問時，我說：我是南開校友劇團——沙坪劇藝社的，《金鑾寶殿》是清華劇藝社萬文偉要我去客串的，劇本沒有劇作者，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湊的；我演蔣介石，在臺上只是罵貪污，沒有罵別的……口供和李詠、張家熾的一致，偽法官拿我無法，審訊就這樣結(jié)束了。大約一周后，把我們幾個人押送到草嵐子的特種刑事法庭監(jiān)獄，因那里沒有女監(jiān),傅yi（二聲）一人被押至國民黨警察局第六監(jiān)獄，和小偷、妓女、拐賣人口的、抽大煙白面的，以及被捕的中學生和解放區(qū)的婦女干部等關(guān)押在一起。
在特刑庭監(jiān)獄中，八九個人一間牢房。頭一天，林方其和我關(guān)在一起，他情緒很激動，顯得心情急躁，不久就和監(jiān)獄看守吵了起來，隨后就讓他搬進單間牢房，后聽說又把他轉(zhuǎn)移到別處。北平解放后，我見過他一面，據(jù)說吃了不少苦頭。
同屋難友中，有一位30多歲的人，他主動和我接觸，自我介紹叫曹中樞，是在解放區(qū)被捕的，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上級王楠田，關(guān)押在另一間牢房。曹中樞給我講了許多解放區(qū)的情況，這些當時對我都很新鮮。他講述了一位年輕的報務(wù)員被捕后為掩護密碼堅貞不屈的故事。還有另一位報務(wù)員，勇于和敵人斗爭。還談了在國民黨的政治學習班上，王楠田和敵人針鋒相對進行面對面的斗爭……這些都給我很大鼓舞，堅定了我和敵人斗爭的信心。一天，曹中樞笑嘻嘻地對我說： 你的情況，我們了解了，你在法庭上的表現(xiàn)不錯，希望你能堅持下去。
在特刑庭關(guān)押的兩個多月中，大約提審過我四五次，我始終堅持第一次審訊時的口供，幾次審訊下來，沒有什么新內(nèi)容，偽法官也拿我無法。
此時學校地下黨已知我們被捕，當即通過清華劇藝社對我展開多方的營救，一方面與學校交涉，爭取保釋；一方面組織劇藝社的成員，分別用各種名義探監(jiān)，給我送來衣物；還在監(jiān)獄附近的飯館，給我包飯，改善營養(yǎng)。這使我感到身后有強大力量在支持著，堅定了斗爭信心。
最后特刑庭以“證據(jù)不足”，由學校出面，讓我“保釋候?qū)彙薄；厍迦A后，得知傅yi（二聲）已在一個月前因在獄中拉肚子，到北大醫(yī)學院就診；醫(yī)生得知她是被捕學生后很同情，當即開證明是痢疾，傳染性極強。警方怕傳染他人，讓她保外就醫(yī)，但要鋪保，不要學校擔保。她舉目無親，情急之下去找王剛，王剛立即托地下黨聯(lián)絡(luò)點負責人用商鋪名義保釋出外就醫(yī)，我回校時她住在清華校醫(yī)室。至于李詠、張家熾則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出獄。
我出獄回到學校后，黃祖民同學當即代表地下黨向我了解獄中情況并要我停止和劇藝社聯(lián)系，以免影響他人；可以參加黑桃體育會的活動，以掩護自己，一旦特刑庭再傳訊，就立即去解放區(qū)。我照辦了，直到清華解放后，我才回到劇藝社活動。那時我這“保釋候?qū)彙币簿统闪恕盁o法再審”，因而可以毫無顧慮地活動了。
我出獄前，曹中樞得知我將被保釋出去，曾托我出去后給前門附近胡同里一戶人家送四個鹽疙瘩，要三個大的，一個小的。我猜想這是暗號，是黨的秘密，沒有多問，出獄后立即照辦了。
北平解放后，我從報上看到天津軍管會的外貿(mào)單位負責人有王楠田和曹中樞，我當即去天津看望曹中樞。他告訴我，解放前夕，中共黨員都已組織起來，我們同一牢房中有好幾個黨員。聽到炮聲后，獄中地下黨支部派人對各個偽警衛(wèi)說，你們聽到炮聲了嗎？八路軍遲早要進城的，你們得給自己留條后路，萬一有什么風吹草動，你們把槍交給我們，自己走人就行了，偽警衛(wèi)們都一一答應(yīng)了。過了沒幾天，消息傳來，說是讓大家放心，因為監(jiān)獄的偽警衛(wèi)隊長已經(jīng)換成我們自己的人了。
事后，每當我回想起這些事，深深感到北平的特刑庭監(jiān)獄之所以沒有成為重慶的白公館，確實應(yīng)該感激當時地下黨城工部的同志。
60年過去了，1948年我被捕時才20歲，政治上十分幼稚，但我在獄中能夠不暴露身份和黨的秘密，這些全都應(yīng)該歸功于黨的教導(dǎo)。
（原載《清華校友通訊》復(fù)5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