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兩大精髓：搞對激勵，讓市場發(fā)揮作用
——專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
中國改革的成就到底是怎樣的呢？兼具中外視角的經濟學者，能給我們帶來哪些有啟發(fā)的見解呢？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與第一財經頻道《經濟學人》節(jié)目聯(lián)合采訪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
1 改革主旋律是減少政府干預
《第一財經日報》：有關改革開放30年，有一些有趣的說法。比如有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成就巨大，是因為政府起了特別大的作用，跟其他國家的改革很不一樣，對此你怎么看？
錢穎一：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政府的重要作用是顯然的。不過，要想真正認識改革開放過程中，發(fā)生變化的究竟是什么，就必須回顧改革開放之前（的情形）。從1958年到1978年，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那個時候，政府是無所不管的，沒有民營經濟，沒有市場，多的是計劃指令。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間段里，發(fā)展得很不理想，有很多波折。由此來看，改革開放重要的新舉措是什么呢？我想應該是政府減少了干預，發(fā)揮了人的積極性，發(fā)揮了企業(yè)的積極性，發(fā)揮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第一財經日報》：就是說，政府的作用發(fā)生了改變？
錢穎一：是的。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的新變化，其主旋律是減少政府干預，充分發(fā)揮人的積極性。這并不否認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一點都不否認。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改革之后與改革之前相比，主要變化是減少政府的干預，讓市場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甚至發(fā)揮基本的作用。
《第一財經日報》：也有一些人認為，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政府發(fā)揮了一個巨大的作用，就是制度建設的作用。
錢穎一：政府在制度建設中的確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但制度也不完全是靠政府建設起來的。許多情況下，制度建設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比如聯(lián)產承包制，就是從安徽小崗村的農民開始的，然后逐步地推廣。政府在推廣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許多這樣的制度創(chuàng)新是自下而上的。
固然，自上而下的制度創(chuàng)新也有不少。例如一些財稅制度的改革、金融體制監(jiān)管的改革。但是這些制度創(chuàng)新之所以被提上議事日程，往往是因為經濟活動的變化在先，而政府要順應市場的變化，作出反應。所以不能說制度創(chuàng)新全靠政府。
2 以文化特性解釋增長需謹慎
《第一財經日報》：有不少人說，中國改革30年來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是一個奇跡，世界經濟史上很少有這么長時間持續(xù)高增長的先例。對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錢穎一：應該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經濟上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作為中國人是應該引以為自豪的。但是如果我們看得更寬一些，也就是說不光看中國，也看看周邊的地區(qū)和國家，或者是整個世界，那么我們會發(fā)現9%~10%、持續(xù)二三十年的增長，中國并不是第一例。在我們之前，像日本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韓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有新加坡等，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當然中國比這些經濟體規(guī)模大得多，這是不太一樣的地方。但是從持續(xù)的高速增長來講，中國并不是第一例。而且，中國增長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說高儲蓄、高投資、注重基礎教育、對外開放，這些因素在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qū)高增長的階段也發(fā)揮過顯著作用。因此中國并不是一個特例，而是符合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第一財經日報》：是不是可以說上述因素在亞洲國家和地區(qū)比較普遍，存在一種獨特的亞洲價值觀？這種亞洲價值觀對亞洲和中國經濟的增長有一種推動力，在西方比較少見？
錢穎一：這是一個談論了很久的話題，我想可以這么說，大家都看到了一些共同點或者規(guī)律，就是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都實現了比較高速的增長。人們想探究這是為什么，簡單的一個聯(lián)想，就是亞洲有獨特的文化。但是要想在文化和經濟表現之間建立起聯(lián)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大家的說法全是反過來的，說為什么亞洲國家的發(fā)展不能跟西方比，就因為亞洲文化。現在，因為亞洲經濟表現好，就馬上說這也是因為亞洲文化。所以，我覺得這都過于簡單了。我們看到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儲蓄率都很高，比如在20%、30%，中國現在到了40%，而其他一些國家，拉美、印度，過去只有10%左右。人們很自然就會問，是不是因為文化差別呢？但是別急，你看看過去幾年，印度的儲蓄率也上升到了30%，拉美的儲蓄率也上升到20%左右，那到底是文化的作用，還是有其他的未知因素也在發(fā)揮作用呢？我覺得簡單地歸于文化，是一個比較懶惰的做法。我并不是否認文化的作用，但問題是文化的哪一部分起了作用呢？
中國文化對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這種作用是不是中國獨有的，是一個很深刻的話題，需要進一步去研究、去理解。現在已有的研究，我覺得不夠，還不足以令人信服。
3 改革精髓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30年改革開放，應該說還是比較成功的。如果要概括成功的主要因素，你會選哪些因素？
錢穎一：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如何詮釋改革開放的精髓，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按我個人的理解，中國改革的精髓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把激勵搞對，二是讓市場發(fā)揮作用。把激勵搞對，有各種各樣的形式，產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安排。改革最初階段引入的承包制，后來討論很多的公司治理等，都是為了把激勵搞對。讓市場發(fā)揮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僅僅有很強的激勵還不足以發(fā)展經濟——整個經濟是由千百萬人組成的，如何使每一個人的利己行為轉化為全社會的福利，需要協(xié)調。市場通過價格、競爭等，能夠使個人分散的活動增進社會的福利。這兩條缺一不可。
《第一財經日報》：雖說這兩條缺一不可，但在改革的實際過程中，先解決產權問題還是先建立市場機制卻爭論了很多年，這又是為什么呢？
錢穎一：我覺得，你提到的這種爭論，不單是理論上產權優(yōu)先還是市場優(yōu)先的問題。因為改革在實際過程中，要面臨很多制約因素。所以在某些階段，解決激勵、解決產權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可能更大。在另一些階段，讓市場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可能更大。除了考慮一定階段下的收益，還要考慮一定階段下引入這種或那種改革所可能帶來的成本。說到底是一個收益和成本的衡量。從理論上說，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是激勵和市場的作用，都能夠發(fā)揮得很好。說起來簡單，實現起來并不容易。
《第一財經日報》：改革和開放是否有主次關系或者先后次序？比如有人認為金融業(yè)應該改革在先、開放在后，過早開放有風險。你怎么看？
錢穎一：很難說改革和開放是一個簡單的先后次序。我可以給你舉出改革促進開放的例子，也可以給你舉出開放促進改革的例子。過早開放有風險，固然是一種可能，但另一種可能是，不開放難以推動改革。比如銀行改革，現在我們發(fā)現中國的銀行比5年前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相對來講比較穩(wěn)定。但是這個改革的成果是怎么實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加入WTO，承諾2006年底金融業(yè)要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才使得中央下決心對大型國有銀行做體制上的改變，注資、股份制、重組、上市等。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開放促進了改革。改革與開放，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第一財經日報》：但可能也有人認為，就是因為中國金融業(yè)還不夠開放，所以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沖擊較小。回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假設當時我國的資本項目完全開放，銀行業(yè)比現在開放程度更高，那么中國也會和亞洲許多國家一起受到重創(chuàng)。這個觀點你怎么看？
錢穎一：有一個明顯的道理：如果你不出門，自然就不會被雨淋到。但問題是你不出門，也享受不到陽光。在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業(yè)相對比較穩(wěn)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金融業(yè)還不像其他國家那么開放，這么說是有道理的。但如何判斷，中國是應該繼續(xù)保持這種相對不開放，還是說要繼續(xù)推進開放，則是另外一件事。我認為繼續(xù)推進開放，好處遠遠大于成本。
4 好市場與壞市場
《第一財經日報》：你曾經說過，有好的市場經濟，也有壞的市場經濟。對此有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說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什么好、壞之分。你有何回應?
錢穎一：這是對市場經濟的不同理解。當時我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大家的討論都是集中在計劃與市場。計劃是一種體制，就是資源的配置，需要由中央統(tǒng)一部署；市場是另一種體制，大體上是企業(yè)、家庭、個人自己作出配置資源的決策。為了不在計劃經濟里繞圈子，大家都認同一定要有市場經濟。但認同市場經濟以后，同樣也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市場經濟，有些搞得比較好，多數搞得不太好？
這里就會牽扯到一個問題，即需要什么樣的制度來保證市場經濟表現比較好。達不到這些要求，它可能搞得就不好。我提出好的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主要是針對這個問題。尤其是我們現在都認同市場經濟了，這個問題就更有意義。我們要探究什么樣的制度安排，能夠使市場經濟發(fā)揮出最好的作用，能夠使它在增長以及其他方面都表現良好。而為什么很多國家和地區(qū)，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雖然也是市場經濟，但是表現不盡如人意。只有這樣，對理解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展望將來的政策才會有幫助。
《第一財經日報》：你認為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哪幾個要素？
錢穎一：這有好幾個層次。這個問題同增長理論在過去幾十年中的演變是很有關系的。最開始經濟學家認為某幾個基本要素非常重要，比如投資、人力資本、勞動力的增長等。后來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了技術創(chuàng)新、技術進步等要素。后來經濟學家又發(fā)現，這還不夠，制度很重要。再后來把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加進去了。這是對經濟發(fā)展認識的不斷深化。現在，大家一般認為制度因素很重要。過去認為資源很重要，后來發(fā)現很多資源很豐富的國家或地區(qū)，經濟發(fā)展都不盡如人意。而東亞，包括中國，這個資源尤其是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qū)，反而發(fā)展得比較快。這其中很重要的是制度因素。
5 中國經濟還有增長潛力
《第一財經日報》：由于內外沖擊的影響，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zhàn)，可以說眼前有一個“坎兒”。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無大礙，至少還能有20年到30年的高速增長；也有很多人認為這個“坎兒”還是非常嚴峻的，因為之前的增長方式已經不可持續(xù)了，未來如果沒有一個大的突破，要保持過去若干年那樣的高速增長是比較困難的。你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有何展望？
錢穎一：過去20年，每年我們都聽到一些經濟學家說，“今年是‘坎兒’”。
客觀地來看，這兩種極端的看法，都不十分可靠。我覺得中國還會有一段時間——具體多長很難說，可能有10年左右——還會有比較高速增長的潛力。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現在整體而言，還是一個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收入比較低的國家，資本整體存量比較少，所以在別的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會比較高。高速公路、機場、鐵路還有不少需要建，住宅市場還有很大的空間，包括機器設備等都還有很大的增長余地。所以，說中國經濟現在已經喪失了增長后勁，我覺得不現實。但是不是因為中國過去30年搞得這么好，下一個30年也能維持這么高速的增長呢？我覺得也不一定。原因也是同樣：在未來30年中的某一個時候，中國會超越世界的平均水平，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到那時候，增長速度自然要放慢，這是一個必然的規(guī)律。到時候會有一些現在所沒有的新的挑戰(zhàn)。
《第一財經日報》：大約是什么時候？
錢穎一：這個很難說。有不少經濟學家建立過不少模型，就我所見，有的說到2015年，也有的說到2018年。用來做預測的數據，都是歷史數據，歷史數據對預測未來是有一定用處，但要用它準確地預測未來，還是有困難的。很多的變化，例如技術的變化，是很難預測的。這次金融危機中就體現了這種困難，分析師們用的全是過去的數據，但一些技術創(chuàng)新，沒有辦法體現出來。在整體經濟發(fā)展這個層次也有類似的困難。
《第一財經日報》：是不是從經濟的幾個基本要素，更容易看出經濟增長的潛力？比如說勞動力，有很多人認為2015年、2018年或者2020年，中國的勞動力供應會遇到拐點。你對此有何預測？
錢穎一：關于中國的勞動力，我沒有做過定量分析，沒有辦法給出一個確切的結果。就我了解到的來說，某一個年齡段、某一類型的勞動力是比較緊缺的。比如18歲到22歲之間的女性工人，可能比較短缺。但這種短缺是可以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得到緩解的，畢竟不是全面短缺。
6 美國金融危機，此國有化非彼國有化
《第一財經日報》：人們現在經常拿中國和美國來作比較，例如有人說中國在某一天就超過美國了。當前的金融危機似乎又讓大家很有信心，有人說你看美國不行了，中國還是生機勃勃。你認為目前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狀況，能不能作這種比較？
錢穎一：首先我想說，中國人喜歡拿美國作比較，或者只拿美國作比較，是有歷史和文化原因的。因為中國在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世界上最強的、GDP總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只是最近200年才失掉這個地位。所以中國人的心態(tài)是，我們有理由追求世界第一。有這樣的這種志向，實際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分析問題的時候，還是應當有平常心。實事求是地講，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比較快，美國也的確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問題，但兩個經濟體畢竟是處于非常不同的發(fā)展階段。按人均收入指標來看，中國現在的水平大致是美國100年前的水平。所以與其跟美國現在比，我覺得更有啟發(fā)意義的是，跟美國80年前或者100年前進行比較。因為碰到的問題也很相似，像腐敗問題、政府的監(jiān)管問題等。關注現在的美國也是應該的，可以了解成熟的經濟體會碰到哪些問題，尤其是我們如何追趕。總之不應該脫離我們現在的基本國情。
《第一財經日報》：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有一種看法認為，美國之所以爆發(fā)那么嚴重的危機，就是因為自由資本主義過頭了，所以美國現在需要更多的國家干預，比如對金融機構進行國有化。你對這種觀點怎么看？
錢穎一：我覺得用“國有化”這個詞本身就有一點誤導性。在危機的時候，各方面都自顧不暇，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最后貸款人”，危機就會沒完沒了。現代金融中，承擔“最后貸款人”這個責任的，通常是政府（還有比如IMF這樣的國際組織）。在這次危機中，“最后貸款人”的職責就意味著，政府要出面向市場提供流動性。為了提供流動性，使整個經濟再運轉起來，必須注資。注資的結果，當然是增加了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但是也應注意到，西方國家在實施政府注資的時候，政府所獲得的股份，往往是不包括控制權的一種所有權。這是個很明顯的信號，說明目前的所謂“國有化”只是一個措施。所以，“國有化”這個詞用在這里是不太妥當的，至少不應理解為中國人所慣于理解的那種“國有化”。
《第一財經日報》：也有一些人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中國沒受到最直接的沖擊，恰恰是因為中國金融業(yè)開放程度低，或者政府對金融業(yè)的控制力很強；而美國出現那么大的麻煩，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力量太弱了，所以現在美國也需要加強。你對此怎么看？
錢穎一：至少是太簡單化了，我覺得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比如中國的銀行，國家現在持股水平是70%，跟國外完全私有的銀行比，政府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如果跟過去比，過去是——就5年前都還是——國家持股100%。5年過來，從100%降到了70%，而我國銀行的表現，應該說比5年前有了很大的進步。如果這樣來分析，可以說減少政府在銀行中的股份，能夠讓股權多樣化，是促進銀行業(yè)績上升很重要的一種手段。
7 30年后的中國
《第一財經日報》：你是否可以為我們展望一下，30年后中國會怎么樣？
錢穎一：30年前，可能沒有人能想到中國今天會是這個樣子。同樣的道理，今天也很難想象30年后中國會是什么樣。但有幾件事情我想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中國一定會變成中等收入國家；中國肯定比現在更開放。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會有很多。比如剛才我提到過，中等收入國家有5%、6%的增長就很了不起了。我們過去30年習慣了9%（的速度），一到8%就緊張。
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以后，絕大多數人都要住到城市里了，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多數人在農村的，這就是幾千年來第一次中國多數人住在城里了，會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開放也會帶來挑戰(zhàn)，我們現在的開放程度相當之大。但我們也知道了，開放會帶來很多不穩(wěn)定因素。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這個是有目共睹。但是有巨大的收益，一定會有它的成本和代價。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繞不過去的，需要我們中長期的關注和研究。
（本文由本報編委楊燕青電視對話錢穎一錄音整理而成，馬俊整理）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2008年12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