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清華
●劉 達
劉達在全校大會上作報告
1991年是清華大學建校80周年大慶。校史組的同志約我寫點紀念的文字，我欣然應允。畢竟，我與清華還算有緣份的：我和清華同齡，雖然沒上過清華，卻在66歲的時候進了清華園，迄今算來，已是十年有余了。十多年來我與清華朝夕相處，親身經(jīng)歷了清華如何從逆境中奮起的全過程，想說想寫的東西實在很多。往事歷歷在目，怎不令人感慨萬千！
我是1977年4月29日來清華的。說來也巧，這天是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天，正是清華傳統(tǒng)的校慶紀念日，但在那時，學校卻冷冷清清，沒有舉行任何慶祝活動。“文革”前，我在中國科技大學工作過，由于十年動亂把教育界弄得一團糟，心里感到特別難受，對學校很有點心灰意冷。記得我在中央組織部遇見蔣南翔同志時，曾對他說過，我再也不想到學校工作去了。然而組織上卻決定派我到清華。就這樣，我懷著十分復雜的心情來到清華。十多年過去了，現(xiàn)在回想起來，盡管這并非我的初衷，卻實在是我的幸運。我終于沒有錯過這個了解、認識清華的機會。
我來清華時正值“文革”結束不久。那一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隊》和《紅旗》雜志發(fā)表了一篇社論，特別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兩個凡是”。它代表著一個錯誤的思想路線，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后來，經(jīng)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才統(tǒng)一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上來。在我進清華時，“兩個凡是”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經(jīng)歷了十年浩劫的清華，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教學科研幾乎陷于停頓，加上受“兩個凡是”的影響，許多問題得不到正確的解決，真可謂滿目瘡痍、百廢待舉。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我初來清華，又不了解情況，工作難開展。有鑒于此，我要求北京市委多調(diào)一些人來。于是市委從各區(qū)、縣、局選派了80多名領導干部進校，與原來的30多名聯(lián)絡員一起組織工作隊，在校黨委的統(tǒng)一領導下，開展工作。起初，我對工作隊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不久就發(fā)現(xiàn)，他們許多人也同樣不了解清華情況，光靠他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一事實對我觸動頗大，我感到要實現(xiàn)撥亂反正，還必須依靠清華自己。清華雖然是“重災區(qū)”，但清華絕大多數(shù)師生員工和原來的干部是好的，他們在“文革”期間對錯誤的東西進行過抵制和斗爭。粉碎“四人幫”后大家都煥發(fā)了極大的工作熱情，只有依靠他們，才能實現(xiàn)撥亂反正。這使我認識到：清華是一個具有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強大凝聚力的集體，只有依靠清華，才能辦好清華。
清查工作中遇到阻力是很大的。當時的市委曾有“五條”明文規(guī)定，什么何東昌的案不能翻；劉冰的案不能翻；“一二·九批示”不能翻；等等。但是我們秉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迅速恢復了何東昌、艾知生同志的領導職務，并在充分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推翻了1969年1月的所謂《堅決貫徹執(zhí)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假經(jīng)驗、1973年的“三個月運動”以及1975年劉冰等四位同志給毛主席的信等幾個關系全校、影響全國的大案，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立案審查的1120人也逐個進行了復查，作了書面結論，落實了政策。此外，還根據(jù)中央精神，對“文革”前的一些歷史老案，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中的問題等，也進行了復查，一些重大的冤假錯案逐步得到解決。同時，我還寫信給鄧小平同志，要求依法懲處“四人幫”的那伙小頭目，如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等。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后來他們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這樣一來，學校安定了許多，大家的思想也都穩(wěn)定了下來。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我深深地體會到清華同志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忠于社會主義事業(yè)、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在當時極左空氣很濃的情況下，清華同志敢于沖破束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現(xiàn)撥亂反正的任務，這是難能可貴；另一方面，盡管許多同志挨過整、受過批，但他們從未動搖對黨的信念，仍然為祖國、為民族忘我地工作著，默默地奉獻著。這就是清華的品格！這就是清華的生命力所在！正是擁有了它，清華不但沒有垮下去，而且很快從困境中走了出來。
清華要完全擺脫困境還需要進行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整。由于“文革”期間違背教育規(guī)律辦學，清華的規(guī)模、布局及學科設置不盡合理，影響了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1978年我向鄧小平同志作工作匯報時就反映了這些問題，并提出要從清華實際出發(fā)，對各方面進行調(diào)整。小平同志聽后著重指出：“辦學校要按學校工作規(guī)律辦事。”為此，在校黨委領導下學校開始了各方面的整頓工作。首先是調(diào)整學校的規(guī)模和布局，先后將綿陽分校、水利系三門峽基地、團河農(nóng)場、西山林場撤消，部分人員撤回本部。同時控制學校規(guī)模，適當削減招生人數(shù)。因為清華大病初愈，需要休養(yǎng)生息，招生太多對學校的發(fā)展不利。其次，改善學校教職工隊伍結構。十年動亂中，清華大學教職工隊伍極度膨脹，教職工與學生人數(shù)比例倒掛為3：2。學校根據(jù)實際情況，先后將1000多人調(diào)離了清華，這樣，不但教職工隊伍結構趨于合理，也有利于更好地發(fā)揮他們的作用。再次，加強學科建設，適當增加理科、管理學科和文史學科，先后建立了應用數(shù)學系、物理系、經(jīng)濟管理系等，把清華大學逐步從工科大學發(fā)展成為以工科為主的多科性大學。同時擴大對外交流、加強與外界的聯(lián)系，這期間我曾率代表團先后訪問了美國、荷蘭等地，與國外一些著名學者進行接觸，并與國外一些著名大學和實驗室、研究所建立了聯(lián)系。經(jīng)過一系列的調(diào)整，學校各項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軌。
“文革”不僅造成了清華各方面工作的極大混亂，而且也給校園帶來了嚴重破壞。許多重要的歷史性的建筑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如科學館屋頂被燒；二校門被拆；“清華學堂”這個清華有史以來首批校舍的主體建筑，門窗和地板被拆得破爛不堪；朱自清、吳晗在西院的故居也受到破壞。“文革”結束后，有些同志從經(jīng)濟上考慮主張把清華學堂和西院拆除，我沒有同意。我主張在保留原貌的基礎上給予修繕。因為我覺得它們的意義已不只是一幢房子，而是一種象征——從不同的角度體現(xiàn)了清華的風貌。清華學堂便是清華歷史的見證，它蘊涵了清華的過去，也蘊涵了清華的傳統(tǒng)，清華能從中吸取奮進的力量。如今清華學堂經(jīng)歷了80年的風風雨雨仍然矗立在那里，迎來又送走一批批的清華學子，這使我感到無比欣慰。每次走近它，我都覺得特別親切，心中總會涌起一股依戀之情。只可惜這項工作做得不夠，仍有許多有意義的東西沒有保護下來，這是我引以為憾的。
到了1982年，學校基本完成了恢復與調(diào)整任務，及時地將工作重點轉移到深入開展教學與科研、進行教育體制改革方面。學校工作進入到“著重提高，在提高中發(fā)展”的新階段。這時，我越來越覺得應該讓比較了解科學技術的同志來主持學校工作，這樣對清華的發(fā)展會更為有利。我對自然科學知識了解不多，許多東西不僅沒有“發(fā)言權”、甚至連“聽言權”也沒有。加上年事已高，繼續(xù)留在領導崗位上感到力不從心。于是我主動要求退居二線，先是辭去了校黨委書記的職務，一年后又辭去了校長職務。現(xiàn)在我擔任清華大學名譽校長，仍然是清華的一員，時刻關注著清華的發(fā)展。
這幾年清華又發(fā)生了許多變化。看到清華進步，我十分欣喜。80年來，清華逐步形成和發(fā)展了自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清華學子不斷進取，為祖國為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有人問我，你最留戀清華的是什么？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最留戀的就是清華的精神！一種百折不撓、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種熱愛祖國、忠于事業(yè)的精神！一種嚴謹、勤奮、求實、創(chuàng)新的精神！一種自強不息、奮發(fā)向上的精神！在紀念建校80周年的時候，全校同志應該發(fā)揚這些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讓清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991年，原載《劉達紀念文集》；
選自《清華名師談治學育人》，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