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這一百年

五十年后，針對“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九四九年為何沒有離開內(nèi)地”的問題，楊絳答道：“很奇怪，現(xiàn)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

有時候，活著本身，就是一件艱難且漫長的競賽。

尚是楊絳80歲壽誕時，夏衍曾為其題詞：“無官無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識，獨鑄偉詞。”20年后，題詞人已仙去，而楊絳仍活著。

她在這世界上，已經(jīng)整整百年。她是錢鍾書夫人，是文學(xué)、翻譯大家，是上世紀知識分子風華年代的親歷者。她的存在，是這凡俗人間的一絲光亮。

錢鍾書在世的時候，幾乎不見媒體記者。錢鍾書去世后，楊絳也如出一轍，她曾對記者說：“我其實很羨慕做一個記者，假如我做記者我就做一個像《焦點訪談》那樣的跟蹤記者，或者戰(zhàn)地記者，有一定危險性和挑戰(zhàn)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記者，訪什么名人呀！”

然而，罕逢百年壽喜，出版界也迎來了盛世，形如《百年風華：楊絳傳》等一批相關(guān)圖書問世。即便楊絳本人低調(diào)，她的人生，仍是值得一書。

“緣起一面”

楊絳祖籍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開明的知識分子家中，未滿百日，便隨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時代，楊絳在上海讀書。從小就學(xué)習(xí)好，但最淘氣頑皮，曾因為上課說話被罰站示眾，卻因不服兩人說話只罰一人而大哭到下課。在蘇州東吳大學(xué)求學(xué)時，楊絳是班上的“筆桿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東吳大學(xué)因?qū)W潮停課，開學(xué)無期。楊絳東吳大學(xué)政治學(xué)系畢業(yè)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學(xué)借讀，借讀手續(xù)由她的同學(xué)孫令銜請費孝通幫忙辦理。2月下旬，楊絳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們發(fā)現(xiàn)火車站上有個人探頭探腦，原來是費孝通，他已是第3次來接站，前兩次都撲空。入學(xué)考試結(jié)束后，楊絳便急著到清華大學(xué)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孫令銜也要去清華看望表兄。這位表兄不是別人，正是錢鍾書。

楊絳初見錢鍾書，只見他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渾身儒雅氣質(zhì)，“蔚然而深秀”。而楊絳更有一番神韻。她個頭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匆匆一見，甚至沒說一句話，彼此竟相互難忘。

然而，孫令銜莫名其妙地告訴錢鍾書，說楊季康（楊絳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楊絳說，他表兄已訂婚。錢鍾書寫信給楊絳，約她相會。見面后，錢鍾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說：“我也沒有男朋友。”從此他們開始了書信往來。

一天，費孝通來清華大學(xué)找楊絳“吵架”。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孝通此前曾問楊絳：“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嗎？”楊絳說：“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這回，楊絳的態(tài)度還是沒變：“若要照你現(xiàn)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費孝通很失望也很無奈，只得接受現(xiàn)實，跟楊絳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錢鍾書和費孝通作為代表團成員，不僅一路同行，旅館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guān)系處得不錯。錢鍾書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里趙辛楣曾對方鴻漸說的話，跟費孝通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指愛上同一個人）。”

“牛棚”歲月

1966年 “文革”爆發(fā)，楊絳在外國文學(xué)研究所作為“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被“揪出來”。從此開始了受污辱、受踐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給她剃了“陰陽頭”，派她在宿舍院內(nèi)掃院子，在外文所內(nèi)打掃廁所，住“牛棚”。余下的時間作檢討、寫認罪書等等。3天后，錢鍾書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中國文學(xué)研究所有人在學(xué)部大院里貼出大字報，“揭發(fā)”錢鍾書先生做了什么什么“反對毛主席”的事。一時間圍觀者甚眾。不料就在當天晚上，楊先生竟親自打著手電，拿了糨糊，在這張大字報邊上貼出她自己署名的一張小字報，明確申明大字報所說的“絕無此事”。以當時的氣氛，楊先生的行為被人誣為“逆潮流而動”的“反革命事件”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都替這個弱小的身軀捏了一把汗。所里有幾個自認為是“天生的造反派”的遂迫令楊先生拿了只破面盆，一邊敲打一邊自喊：“我是反革命家屬。打倒錢鍾書！”楊先生把“鑼”敲得天響，卻一邊大聲地說：“錢鍾書不是反革命。”造反派喊道：“喊‘是反革命’。”她把鑼敲得更響了，也更使勁地喊道：“就不是反革命！就不是的嘛！”時間一長，旁觀者漸漸散去，那幾個造反派也覺得無趣，便不再管楊先生了。

1969年11月，錢鍾書被下放到信陽地區(qū)羅山縣。次年7月，楊絳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園干活。菜園距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過10多分鐘的路。當時，錢鍾書負責看守工具，楊絳的班長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興沖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后來，錢鍾書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jīng)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jīng)常可以在菜園相會。“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jīng)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于舊小說、戲劇里后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

“文革”結(jié)束后，楊絳和錢鍾書獲得了自由，終于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他們決定整天閉門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學(xué)問事業(yè)。即便動蕩年月，楊絳也沒有放棄學(xué)術(shù)研究，通曉英、法兩國語言的楊絳，近60歲時，從零開始學(xué)習(xí)西班牙語，并翻譯了《堂？吉訶德》。1978年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時，正好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鄧小平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她的譯本至今都被公認為佳作，已累計發(fā)行近百萬冊，是該書譯本當中發(fā)行數(shù)最多的。

“打掃現(xiàn)場”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與錢、楊二先生相比，作為女兒的錢瑗實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楊絳的《我們仨》面世之后，愛女錢瑗才始為公眾所知——她外語才能精湛，學(xué)識淵博，目光敏銳堅定，在大學(xué)任教時便勇于創(chuàng)新，開創(chuàng)了“實用外語文體學(xué)”。在楊絳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個錢瑗”。

因肺癌轉(zhuǎn)脊椎癌，錢瑗1997年去世。還沒有從喪女的悲哀中解脫，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載的丈夫錢鍾書又離她而去。遵循錢鍾書遺囑，后事一切從簡。楊絳一直陪送錢鍾書的遺體到焚化爐前，久久不肯離去，難舍難分。

兩年間失去了兩個至親之人，只留下87歲高齡的楊絳孑然一身。這個打擊幾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軀挺過來了。這讓楊絳對生、老、病、死有了透徹的領(lǐng)悟，希望自己能夠“死者如生，生者無愧”（錢鍾書語）。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兒和丈夫在世時的舊樣。

晚年，楊絳開始“打掃現(xiàn)場”，以驚人的毅力整理錢鍾書的手稿書信，錢鍾書的手稿多達7萬余頁，涉獵題材之廣、數(shù)量之大、內(nèi)容之豐富，令人驚嘆。手稿多年隨著主人顛沛流轉(zhuǎn)，從國外到國內(nèi)，由上海至北京，下過干校，住過辦公室，歷經(jīng)磨難，傷痕累累。紙張大多發(fā)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重重疊疊，整理起來十分辛苦。2003年，《錢鍾書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時與讀者見面，楊絳功不可沒。幾年來，楊絳以全家3人的名義將高達數(shù)百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xué)，設(shè)立“好讀書”獎學(xué)金。

閉門謝客

在許多朋友眼里，楊絳生活異常儉樸、為人低調(diào)。她的寓所，沒有進行過任何裝修，水泥地面，非常過時的柜子、桌子，老舊的樣式，始終安之若素，室內(nèi)沒有昂貴的擺設(shè)，只是濃濃的書卷氣。楊絳說：“我家沒有書房，只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廳，但每間屋子里有書柜，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

如今，楊絳已是期頤之年，卻仍筆耕不輟，每天伏案工作。楊絳一直非常低調(diào)，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請她“出山”，召開作品研討會。對此，楊絳坦陳：“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賣書的事情，就不是我該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開不開研討會——其實應(yīng)該叫做檢討會，也不是我的事情。讀過我書的人都可以提意見的。”她謝絕出席。

閉門謝客的楊絳過著一個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視力也下降了。她曾對記者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打擾特別多，尤其是電話太多，我真擔心自己的時間是不是就這樣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轉(zhuǎn)達給那些想來采訪或看望我的朋友們，楊絳謝謝他們的關(guān)心，但千萬不要過來看我。你想，即使大家來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樣？我們也不可能只憑這一天交談就成了朋友吧，還是請大家給我留些時間吧，那樣我寫些文章出來，大家看到后就權(quán)當寫給大家的一封信吧。 ”

注：本文摘自《國際先驅(qū)導(dǎo)報》 2011年4月7日及《北京青年報》 2014年7月15日相關(guān)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