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研究和撰寫校史的一些情況和體會

馬栩泉

馬栩泉

我于2002年9月在核研院退休，并在院機關返聘5年。2006年，校史研究室聘任我為特約研究員，負責編寫《清華大學史》（1911年至2010年）第三卷《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的著名大學（1976～2010）》，并成為清華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委員。但此時我還在核研院返聘，沒有全時介入。

2008年1月開始，我被校史研究室正式返聘，還安排了校史研究室的年輕教師馮茵作我的助手。編寫校史歷時7年，至2015年1月，寫完校史第三卷的討論稿。但由于該稿尚未討論修改，所以拖延至今。

校史第三卷記述了清華大學從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時起，至2010年12月底百年校慶前夕止共34年的歷史。這是建校百年來的一個重要時期。由于相距執(zhí)筆時間很近，許多內容都是處于“進行時”當中，因此增加了收集資料并進行整理，以及梳理規(guī)律并進行總結的難度，但及時、認真并盡量把這段歷史真實、生動而全面地整理出來，雖較為困難，卻仍有可能，而其意義則是比較大的，起碼可以為后人近距離地留下真實而具體的史料。為此，需要持之以恒地花費很多時間，投入很大精力。實際上，該卷從2006年開始收集資料，2007年開始動筆，至2015年已歷經(jīng)八九年，而在最緊張的2010年至2011年春，我除了春節(jié)期間的兩三天外，幾乎所有的節(jié)假日也在九號樓辦公室，從早到晚伏案閱讀整理資料和撰寫，回到家仍工作到深夜，以至連九號樓的保安都勸我“悠著點兒”。這并不是因為“敬業(yè)”，而是當時進度要求確實迫在眉睫而引起的著急（其中最急的是由于缺乏最近的資料而有“無米之炊”之感，因而想盡一切辦法去尋找有關資料）。雖然當時的身體狀況還允許這么做，但由于太過勞累，就在這期間感染“丹毒”引起雙腿潰爛，行動困難，但仍堅持撰寫，經(jīng)過不斷修改，終于完成了討論稿。

我開始動筆編寫時，比第一、二卷晚了兩年，加上材料收集困難，一直處于被動狀態(tài)。本卷編撰的一個很大的難點，是缺乏現(xiàn)成的、系統(tǒng)的資料。應該說這一歷史時期資料很多而豐富，但很分散，不易收準收全。好在一方面有《清華大學史》編寫大綱可以“按圖索驥”（該大綱經(jīng)校史編委會、有關領導及專家多次認真討論，由江崇廓同志執(zhí)筆寫出，歷時長達兩年，是幾十位專家、領導付出長期勞動、智慧的結晶）；另一方面，有出版完整的校報提供豐富、具體、真實而完整的資料，這是一個寶藏，但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和精力去收集、篩選、比較、分析、綜合、整理、匯總。2011年夏，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近春園召開的《清華名師風采》一書的座談會上遇到了聞一多先生之孫、在中國社科院從事歷史研究的聞黎明先生，我們素昧平生，只是坐在臨近的座位上有幾分鐘的交談。他說：研究近現(xiàn)代史，如有條件，首先必須仔細查閱當時的報紙，并在此基礎上擴展進行研究，因為那是真實具體的歷史。我感到這話是很有道理的。為寫第三卷校史，我反復地、仔細地翻閱了1976年10月至2011年4月這35年多的每一期校報（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的《清華戰(zhàn)報》、1978年的《清華大學》、1979年至2011年的《新清華》），并做了2500多張卡片。再以此為基礎，查閱了有關檔案、報告、規(guī)劃等內容資料，學校和各部處、各院系編的年鑒，以及有關的報刊等，還包括90周年校慶時出版的《清華大學志》、2014年剛定稿的《清華大學志（1911—2010）》電子版和百年校慶出版的一批圖書，共約二百種。有了這些基礎，編寫就有了把握。在編撰中，盡量敘述了學校黨政領導提出的重要理念、提法、目標的形成過程，以及諸多重要文件、報告的主要內容及有關背景，以便為校史研究提供方便。出于同樣的考慮，在編撰中也較為詳盡地列出一些數(shù)據(jù)和資料，并對有些情節(jié)爭取寫得生動些。

校史第三卷討論稿共分4章。第一章“撥亂反正，恢復整頓”，第二章“改革，發(fā)展，著重提高”撰寫還算順利，分別于2008年和2009年寫出初稿。但是，寫第三章“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卻遇到了困難和麻煩。這一章是全卷的重點，涵蓋的時間長（1994年至2009年），內容多（共14節(jié)，包括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教育理念、指導思想等）。雖然仔細查閱了這一期間的所有校報和各部處編的年鑒，并在校檔案館進行了仔細的查閱，白永毅同志和校辦博新宇同志將他們負責收集的各部處、院系編寫校志的中間稿盡量提供給我，但仍很難寫出來。最主要的問題是資料不全，這使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急得要命。我編撰這一章和百年校慶的一批有關書籍的編撰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因而進一步增加了資料收集的難度。到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撰寫時，第三章引用的資料、數(shù)據(jù)部分截至2009年，大部分截至2008年，少數(shù)截至2007年。第四章“今日清華”（2010年學校的方方面面）因為沒有資料數(shù)據(jù)而遲遲無法動筆。我只好找到我非常熟悉的天津一中和清華校友、時任清華政研室副主任、顧秉林校長秘書范寶龍，請他救急提供2008、2009年學校的有關資料。他給予了大力支持，熱情地將這兩年校機關、后勤、工會等各部門各單位提供的資料全部打印出來提供給我（他知道我對計算機不熟），足有半尺厚。我正在動手對第三章進行補充時，情況發(fā)生了轉機，負責領導校史編撰的賀美英老師為了慎重，決定出校史的工作往后推遲，不要趕在百年校慶時出書了。我這才大大舒緩了一口氣，否則即使把第三章勉強寫出來，第四章“今日清華”也是沒法撰寫的。

到了2014年1月，補充編寫的百年《清華大學志》剛剛定稿，負責校志的莊麗君老師立即把新校志的電子版給了我。于是我開始將第三章重新進行了仔細的修改和補充，接著寫了第四章（共12節(jié)），以及附錄“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并寫了“本卷小結”。總的來說時間從容了，但仍抓得較緊。到2014年底至2015年初，我和馮茵突擊一個多星期，包括晚上加班，將已編寫好的第三卷修改稿重新校對一遍并定稿，約88萬字，重新排好版后，由校史研究室發(fā)給各位評委。

修改稿完成之時，恰逢我在清華畢業(yè)并留校工作50周年，達到了蔣南翔校長提出的“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令人高興。作為清華的一名普通教師，我是很難勝任編撰校史之事的，只能盡力而為，以此作為在清華學習、工作近60年，對母校培養(yǎng)的一種回報。

馮茵老師作為我的助手和同事，一起參加了第三卷的編輯工作，特別是在擔負校史館辦公室大量具體工作和其它業(yè)務工作的同時，對全卷的內容進行了認真、仔細的校核和修改補充，表現(xiàn)出難能可貴的敬業(yè)精神和治學態(tài)度，使我深受感動。校史研究室前主任田芊老師、校史編寫大綱執(zhí)筆者和第一卷主筆江崇廓老師在第三卷編撰過程中，進行了認真的審閱并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我受益匪淺。在這些令人難忘的合作中，我與他們建立了難得的、深厚的友情。

在編撰校史的同時，清華大學校史展也在進行著緊張的籌備工作。這一期間校史編委會對“清華大學校史展腳本”進行了多次討論。我參加了各次討論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2010年1月10日討論第6稿時，莊麗君老師聽了我的發(fā)言后，還讓我將發(fā)言稿打印出來交給她。參加百年校史展寫腳本的同志對核研院（200號）早期的歷史和成果不熟悉，前幾次腳本對這方面的內容并沒有反映。我在討論時反復提出、反復強調，在百年校慶校史展上增加了關于200號早期發(fā)展和成果的內容──“用我們的雙手開創(chuàng)祖國原子能事業(yè)的春天”，共有3段突出的文字說明，5張照片，反映了在200號建設屏蔽試驗反應堆和工化系完成“712任務”即“溶劑萃取法核燃料后處理”的成果。這些文字內容和照片都是我提供的。這也算是我對校史展所作的一點兒貢獻吧。

在紀念清華大學校史工作60年之際，回顧我參加校史工作的這些難忘經(jīng)歷，感慨萬千。我最后的一點體會是，在認真努力做好工作的同時，一定要注意身體健康。健康是做好工作的根本保障。我在完成校史撰寫的這一段時間，由于長時間高強度地伏案工作，鍛煉身體少，身體活動少，使得一些不可逆轉的慢性病悄然進入自己的身體，影響了健康和生活質量。這些教訓是要引以為戒的。

（作者曾任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院長辦公室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受聘為校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2004－2014年回聘在校史研究室工作，為“清華大學史”第三卷主筆，2008年起任校史編委會委員）

編輯：李華山

審核：周襄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