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在一個人的成長中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而母親的教育則是家庭教育中最為核心的因素。在我對家庭教育的思考與研究中，我常常會想起我的母親。她在我眼中的形象，以及對我的一生與學術生涯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母親對我的言傳身教更是讓我深深體會到“母教”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
我的母親名叫劉懋燮，是江西大學化學系的教授，她的主要學科領域是物理化學。母親自小生活在一個不算富裕但衣食不愁的家庭，也可以說是一位大家閨秀。在我的印象中，母親是一個特別認真也非常喜歡讀書的人。
她的認真在當時江西大學化學系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一名學生因為代表學校參加省里舉辦的足球聯(lián)賽，耽誤了完成化學實驗，導致期末成績沒有及格。為此，化學系與學校有關領導以不同方式找到母親，希望她能網開一面。可是無論誰來說項，母親就是不松口。后來這名學生只能補上規(guī)定的實驗，才勉強過關。這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母親也由此成了我心中教師的楷模，后來我一直認為教師就應該像我母親那樣。
當然，母親的這種認真勁兒不僅體現(xiàn)在工作上，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樣。例如，她對生活的作息制度有嚴格的規(guī)定，起床、吃飯與睡覺等作息時間安排，常常也是一絲不茍。我不敢說她的生活也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每天的散步時間一樣精準，但她的自律可以說也到一種極致了，比如每隔兩周帶我和弟弟一起去南昌市勝利路品嘗一次鎮(zhèn)江湯包，也成了我們兒童生活中例行的一部分。當然，母親對孩子的要求也是嚴厲的，如果我犯了什么錯誤或干了什么壞事，包括在外面與其他孩子打架了，回家以后肯定要受罰的，重則打手心，輕則跪地板……
母親讓我至今非常敬佩的一點是，她是一個特別熱愛學習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家中三間貫通的房間里，她與父親的臥室與書房是一間屋子，餐廳與雜物間是一間，外公外婆與我們孩子住一間。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只要母親在家備課或寫什么東西，家里不能有任何一點兒聲音。這種專心與熱愛學習的態(tài)度不僅反映在她的學術領域，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每當母親燒菜時，她一定要按照菜譜上的要求與程序，包括各種食材的分量與比例等，她一并寫在一張紙條上并掛在廚房里。母親去世后，廚房的抽屜里還留著一摞她寫的菜譜。
還有令我十分感動的一件事，母親在去世前不到一個月時，還一字不落地審讀其他年輕教師申報職稱的材料。為了不耽誤這些教師申報職稱，她拖著帶病的身軀，佝僂著瘦弱的背脊，戴著已經發(fā)黃的老式眼鏡，在昏暗的白熾燈下，逐字逐句地審讀著那些充滿化學元素符號的材料。有時實在太累了，就讓在日本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的弟弟，幫助她查看……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卻幾乎沒有因為學習的事情責罵過孩子。每逢期末考試后，當我拿著成績單，一邊高喊著“我升級了”一邊跑回家時（20世紀60年代的小學仍然有升留級制度），迎面看到的總是母親的笑臉。還有如果沒有母親的鼓勵與支持，我可能也不會在已經成為江西化纖廠同齡人中為數(shù)很少的三級工后，還去報考大學。我甚至認為，自己后來懵懵懂懂地棄官從學，可能正是由于她的影響，或者是她的基因作祟，因為母親曾經告訴我，教師是能夠得到人們發(fā)自內心尊敬的人……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使然，這種早年家庭生活環(huán)境與母親對我的影響，以及對母親的回憶和懷念，使我在家庭教育研究中，對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與優(yōu)生學家潘光旦先生的觀點有著一種特別的偏愛與認同，特別是他關于“新母教”的理論。潘光旦1931年在昆明的廣播電臺講話時，提出了“新母教”的觀點，后面又應《云南日報》之約，發(fā)表了“新母教”的文章。潘光旦認為，“教育是一樁最大最難的事業(yè)，母教又是這樁事業(yè)里最最基本的部分。”坦率地說，我十分認同潘光旦的觀點，而且認為這是家庭教育的關鍵。
按照潘光旦先生的說法，這種“新母教”包括五個方面。其一是擇教之教，即所謂的“學養(yǎng)子而后嫁”。這句話是“一條原則，一條金科玉律。兒女的生、養(yǎng)、教是非于結婚以前有充分的學習不可的”。他認為，“現(xiàn)在高中和高中以上是所謂教育，只教人如何做一番社會事業(yè)，說小一點兒，只教人如何找一種職業(yè)，再小一點兒，只教人學一套吃飯本領，并沒有教人如何做父母，更沒有教女子如何做母親。”而且，他還批評當時的師范教育，“只教人如何做別人家的兒女的老師，沒有教人如何做母親，做自己的子女的老師。”所以他認為，對女青年來說，“要認定做父母，特別是做母親，應有充分的學識與態(tài)度上的準備”，這的確是千真萬確的道理。
其二是擇父之教。即女青年一定要鄭重地選擇她的配偶，一定要選擇一個“家世清白、身體健康、品貌端正、智能優(yōu)秀、情緒穩(wěn)稱、意志堅定的男子做配偶”，由此構成一個健全的家庭。這種“擇父之教”既有遺傳學上良好的血統(tǒng)與基因的考慮，也是替子女在出生后提供一個良好的榜樣與家庭導師。《中庸》上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否則，“新母教”是無從談起的。
其三是胎養(yǎng)之教。需要注意的是，潘光旦強調的是“胎養(yǎng)”，而不是“胎教”。就這一點來說，我真的十分佩服潘光旦先生的預見性。他似乎早就預見了今天中國社會中近乎濫觴的“胎教”之風。作為一名著名的優(yōu)生學家，他十分專業(yè)地指出：“我說胎養(yǎng)之教，我不說胎教。胎教就是這種迷信。胎兒在娘肚子里是無法施教的，孕婦在生活里所接受的種種印象，取得的種種經驗，好的不能教胎兒好，壞的也不能教胎兒壞，可以說和胎兒全不相干……胎教之教，絲毫沒有科學的根據(jù)，不過胎養(yǎng)之教有很大的科學根據(jù)。”這種“胎養(yǎng)”包括對孕婦周密的保護與適當?shù)臓I養(yǎng)，以及孕婦本身良好的生活習慣、穩(wěn)定的情緒、和諧的家庭氛圍等，否則就容易造成先天不足。
其四是非常重要的保育之教。這是十分關鍵的部分。按照潘光旦的觀點，母親的責任至少有兩個方面：首先是“自養(yǎng)”，即以自身的母乳喂養(yǎng)孩子，而最好不用代乳品。其次是“自教”，母親自己應該承擔起教育孩子的責任，而不要把什么事都推給保姆。
最后是品格之教。品格教育的最大責任還是在家庭里，這是“母教”的中心部分。按照潘光旦的觀點，“家庭教育就等于品格教育，母教就是品格之教。”在兒童與青少年的品格教育中，可以說“母教”最獨特的責任與意義是私德的教育與養(yǎng)成……
還有一個問題引發(fā)我的思考，如果當年潘光旦先生針對一些傳統(tǒng)的教育觀念，提出了“新母教”的觀點，促進了中國家庭教育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那在21世紀中國的教育與家庭教育中，是不是也應該賦予這種“新母教”一些新時代的含義呢？
（作者系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
編輯：李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