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中接待了前來訪問的國民參政員黃炎培。雙方就中國能否跳出從“其興也浡焉”向“其亡也忽焉”退化的“歷史周期律”的問題，開展了一次意味深長的對話。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走訪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lián)時，又重提了這一議題。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進而實現(xiàn)政權長期執(zhí)政、社會長治久安？
開展國家建設與社會治理的探討，除了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尤其要重視從中外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中汲取歷史經驗。實際上，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早就認識到了這種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盛衰規(guī)律。歷代的為政者與知識分子，也都提出過一定的應對之策。要在新時代探索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路，不可不重視對古代思想文化寶庫的挖掘。
2008年，清華大學搶救入藏了一批戰(zhàn)國時期竹簡，學界稱之為“清華簡”。隨著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清華簡中已有多篇前所未見的政論文獻被揭示出來。其中有關“歷史周期律”的論述以及提出的對策，對比其他先秦文獻，既存“守正”之道，又多有“創(chuàng)新”之處。
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商朝統(tǒng)治的周人，是最早對盛衰之變進行反思的群體。《詩經·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邑商的驟然覆亡，使得周人迫切地期望通過總結歷史教訓來“永保周邦”。清華簡中的《厚父》《封許之命》與《皇門》等篇，大體上可視作周初武成時期的作品，其中均有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大段描述。
按照我們的認識，《厚父》記載的是周武王與夏朝后裔厚父之間的問對。在這篇簡文中，周武王首先回顧了夏朝先祖禹、啟的功業(yè)，以及其他“夏之哲王”勤恤政事、恭天保民的成績。之后話鋒一轉，武王隨即提出了夏邦何以喪國之問。面對在位之君的尖銳提問，厚父也沒有選擇為先祖避諱，而是如實以答。在他看來，夏朝的后嗣之王之所以“竭失其命”，皆是由于“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顛覆厥德，沉湎于非彝”，遂導致“天乃弗赦”。而下民本就“共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也便不再愿意接受夏王的統(tǒng)治了。
周武王顯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人重蹈覆轍，又進一步追問應對之策。厚父以“民本”之論答之，具體來說，就是以“所役之司民”開啟民智、保教民德。因為在厚父看來，“民心惟本，厥作惟葉”，民心是統(tǒng)治的基礎。而“若山厥高，若水厥深，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漆，乃是惟人”，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用人民民主以及群眾監(jiān)督來對抗“歷史周期律”，可謂周人提出的重要創(chuàng)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千百年的政治傳統(tǒng)。
夏朝的教訓雖然可資借鑒，但畢竟距離周人已十分遙遠，他們最為看重、反復強調的其實還是眼前商朝的教訓。周成王在分封許國的冊命書《封許之命》中，就曾以如下等語與許國的國君呂丁共勉：
余既監(jiān)于殷之不若，圂慟在憂，靡念非常。汝亦惟就章爾慮，祗敬爾猷，以永厚周邦，勿廢朕命，經嗣世享。
正是由于“監(jiān)于殷之不若”，周成王不得不殫精竭慮、夙夜在公，并且要求屬下也都彰顯謀思、恭敬國事，如此才能“經嗣世享”。
周人對“歷史周期律”最為詳盡的闡釋，要數(shù)周公擔當攝政王時所作的《皇門》。在這篇對群臣的誡訓中，周公不再區(qū)分夏、商，而是統(tǒng)稱其為“二有國”，試著從長時段的歷史中總結治亂興衰的規(guī)律。
周公描述前代的“其興也浡焉”為：
昔在二有國之哲王則丕恭于恤，乃惟大門宗子邇臣，懋揚嘉德，迄有寶，以助厥辟，勤恤王邦王家……王邦用寧，小民用格，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以能興，軍用多實。王用能奄有四鄰，遠土丕承，子孫用末被先王之耿光。
“其亡也忽焉”的表現(xiàn)則是：
至于厥后嗣立王，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維汲汲胥驅胥教于非彝，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政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用禱無用祀，天用弗保。媢夫先受殄罰，邦亦不寧。
仔細分析這兩段文字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先哲王”之“興”，還是“后嗣立王”之“衰”，都會涉及到統(tǒng)治者、官僚、小民三個階層。而周公此論的根本邏輯，則在于“上行下效”：王能夠“丕恭于恤”，則臣僚“懋揚嘉德”，小民隨之勤于稼穡，最終“王邦用寧”；王如果“弗肯用先王之明刑”，則臣僚“弗恤王邦王家”，小民也會“用禱無用祀”，導致“邦亦不寧”。
不難看出，周公的這套論說著重強調了執(zhí)政者的作為與修養(yǎng)對于國家治理的關鍵作用。基于此論，他對自身以及群臣提出了公忠體國的明確要求，并嚴令“毋惟爾身之遂”，也就是“不要只顧你們自身的發(fā)達”，如此才能“毋作祖考羞哉”。周公對嚴厲懲治腐敗、凈化政治生態(tài)特別進行強調，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我們的古人就已經認識到了嚴肅政治紀律乃是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雖然武王、周公等周初的先賢很好地總結了“歷史周期律”及其應對之策，并且通過切實地身體力行以為后世表率。但是由于后嗣之人的荒廢懈怠，西周王朝還是在所難免地走上了夏、商匆匆而亡的老路。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赫赫宗周的淪落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強烈的心理沖擊，各個諸侯國也紛紛對三代盛衰的原因進行探討，以期逃脫滅國絕祀的命運。
清華簡的《治政之道》與《治邦之道》是一組長篇的政論文獻，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理念。該篇尤其注重吸收三代盛衰的歷史經驗、歷史教訓，其中有一段說道：
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盡自失秉。夫諺有言：“斬柯斬柯，其則遠。”遠監(jiān)夏后、殷、周，邇監(jiān)于齊、晉、宋、鄭、魯之君，是盡夫興人之過者。茍其興人不度，其廢人必或不度，起事必或不時。
在作者看來，無論是“遠古”的夏、商、周三代，還是“近代”的齊、晉、宋、鄭、魯?shù)葒笥遗d盛衰敗的關鍵性問題皆在于“興人”（舉用人才）的“度”與“不度”。在選人用人方面的得失，將直接關乎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成敗。
《趙簡子》篇中晉國大夫成鱄回顧晉國的興衰，特別提到晉國先君襄公尚儉，“冬不裘，夏不張笠，不食濡肉”，遂“輔相周室，兼霸諸侯”。到了晉平公則轉而崇奢，“宮中三十里，馳馬四百駟，侈其衣裳，飽其飲食”，乃“失霸諸侯”。如此對比，是為了闡明驕奢淫逸亦是造成國家“其亡也忽焉”的重要原因。若要長久保持“其興也浡焉”的局面，篳路藍縷、艱苦奮斗的作風是斷然不可摒棄的。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中國的古代典籍“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仔細品讀清華簡所承載的這些歷史經驗與施政措施，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大一部分即便在當代依然有其現(xiàn)實意義。比如以民為本與群眾監(jiān)督的治政理念、廉潔執(zhí)政與以身作則的奉獻精神、艱苦奮斗與克勤克儉的社會風尚、選賢任能與德才兼?zhèn)涞挠萌嗽瓌t，對于我們今天探索跳出“歷史周期律”的路徑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清華簡中豐富的文化資源，雖然在前期的整理研究過程中已經得到初步揭示，但其文化價值——尤其是對于治國理政的借鑒意義尚未充分發(fā)揮，急需聯(lián)系社會實際切實開展相關文化資源的挖掘工作，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中起到引領和示范作用。
（作者：程浩，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的價值挖掘與傳承傳播研究”〔20&ZD309〕的階段性成果）
編輯：李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