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好事嗎？
來源：北京青年報 2014-6-24
時間：6月17日
地點：清華大學舊經(jīng)管報告廳
演講人：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漢學家，現(xiàn)任哈佛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高等教育全球化面臨哪些挑戰(zhàn)：
* 該用哪種語言來教學、思考和寫作？
* 競爭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是良性的，但在教育領(lǐng)域呢？
* 我們該如何衡量跨國、跨文化教育的質(zhì)量？
* 大學應該在國際市場上建立自己的威望和品牌嗎？
* 該如何解決大學財政上的可持續(xù)性？
排名靠后的學校 教學質(zhì)量卻為上乘
今天想探討的最重大的挑戰(zhàn)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很難說高等教育全球化到底意味著什么，因為所謂“高等教育”可以指稱許多不同的事物。我要拋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否利大于弊？高等教育全球化有好處，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高等教育全球化到底是不是一個“那么好”的東西？從好處著眼，它會帶來更大程度的互動交流。但壞處也很明顯，衡量教育質(zhì)量的標準被單一化了。
我們并不能確定這一標準應該是什么，因為這是一個主觀性話題，非常具有爭議性。我認為標準應該具有多樣性，不應該采取單一、同質(zhì)的標準，所以我很擔心高等教育中的競爭。一般來說競爭是良性的。我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好事，因為人們知道競爭意味著金錢。但高等教育與賺錢不是一回事，沒人能評價你是否比我接受了更好的高等教育。
我曾在美國一所很小很沒有名氣的學校求學，它的排名很靠后，但它的教育質(zhì)量實屬上乘，在那里我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所以我提出了上面的問題，我對于衡量標準的單一化感到很擔憂。
國際合作辦學中存在諸多問題
國際合作辦學，這一項中國起步很早。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也是國際合作辦學，并將于2016年啟用，它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于美國商人的捐贈。根據(jù)宣傳，蘇世民書院是同類項目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個。這類項目開創(chuàng)于1902年，以羅德獎學金的設立為標志。羅德獎學金由英國最出色的外交家塞西爾·羅德創(chuàng)立，此人也是英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重要推手。羅德獎學金旨在資助外國學生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學生主要來自英國早期殖民地，比如印度、美利堅，后來也將德國納入其中。羅德獎學金之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針對外國學生發(fā)放的獎學金，但相比蘇世民書院項目它還是遜色不少，北京大學的燕京學堂也是類似的項目。
有趣的是，無論蘇世民書院還是燕京學堂，都是用英語授課，甚至連中文專業(yè)都是如此。在哈佛大學，如果想要拿到中文的學位，學生必須選修多門用中文講授的課程。而且哈佛還很重視實際運用，雖然學位論文是用英文寫的，在寫作過程中查閱中文文獻的步驟卻是必不可少的。
燕京學堂的中文專業(yè)對學生的中文水平不做要求，這可以看做是一種策略，用于吸引世界上最杰出的學生來中國學習。對英語的倚重可以看做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具體體現(xiàn)，但在我看來，這實際上降低了水準。
我在網(wǎng)上隨便搜了一篇論文，是一個英語項目的成果。我能看懂它在說什么，但是它的表達非常不地道。
兩年前我去越南訪問，他們給我看了許多最新發(fā)表的文章。我看了看，一點兒也看不懂。因為他們是用母語寫作，再用谷歌翻譯，最后炮制出一份沒有任何意義的英語論文。所以，英語教學聽起來很美好，但真的“那么好”嗎？這個現(xiàn)象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也去過寧波諾丁漢大學，發(fā)現(xiàn)在寧波、馬來西亞和諾丁漢大學本校校區(qū)這三處校園中，塔樓都長得一模一樣，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吸引學生，但更深層次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種財政上的可持續(xù)性。他們通過收取高額學費達到這一目標，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在蘇世民書院和燕京學堂中，學生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全部費用都囊括在獎學金中。而在寧波諾丁漢這個模式中，學生們幾乎拿不到獎學金或助學金，享受優(yōu)質(zhì)教育的學費由學生的父母支付。
昆山杜克大學我也去參觀過，那時校園還未建成。這一項目在杜克大學內(nèi)部引起了爭議：為什么要花大價錢在昆山再建一個校區(qū)？它甚至不在上海、北京，在一個我們都不知道是哪兒的昆山。昆山杜克大學不招本科生，只針對碩士研究生開設，專業(yè)包括醫(yī)藥、科技等。專業(yè)倒都是杜克大學的優(yōu)勢專業(yè)，但只在本科教育中著稱。
最近我還訪問了華東師范大學，它是上海紐約大學的創(chuàng)辦方之一。在上海，這個項目被稱作“上海紐約大學”，在紐約，它叫做NYU Shanghai，這種顛倒是值得玩味的。同樣，這個項目也未完成。
今年8月，昆山杜克大學和上海紐約大學的新校區(qū)將雙雙完工。昆山杜克大學的學生們很幸運，因為他們的樓舍是由昆山市政府扶持建造的。昆山政府還將免除他們十年的租金。上海紐約大學的學生們則將遷入位于浦東陸家嘴的新校區(qū)，這是中國地價最金貴的地方之一。
關(guān)于上海紐約大學，我和在校學生進行了一些交流。不少學生表示自己拿到了紐約大學的獎學金，因為紐約大學非常鼓勵學生到上海紐約大學學習。但是這份獎學金只在頭一年發(fā)放，此后的數(shù)量會大幅減少。一年之后運營模式就像寧波諾丁漢大學一樣，主要通過收取學費來維持日常運轉(zhuǎn)了。
這個項目在紐約大學內(nèi)部也引起了爭議。紐約大學的校長約翰·塞克斯頓是項目有力的主推者，他不愿意放權(quán)，并且有著想將紐約大學全方位國際化的野心。但該校的教授和學生對此非常不滿，他們認為塞克斯頓是打著國際化創(chuàng)收的旗號為自己牟私利。另有些人喊出“紐約大學，請在思維領(lǐng)域開疆拓土！”的口號。
MOOC使教授們擔心自己教職不保
MOOC，即大型開放式網(wǎng)絡課堂。這是一個有趣的新事物。我知道在中國最著名的MOOC應該是邁克爾·桑德爾教授開設的。你們聽說過他嗎？好吧，他現(xiàn)在就像搖滾明星一樣著名。我跟他開玩笑說：“在中國，人人都知道你，但他們卻不一定知道我。這不公平，我才是研究中國學的那個。”
MOOC也頗具爭議性。有人認為MOOC會使教育倒退回早期口耳相傳、缺乏特色的形式。有人預言未來師生間的互動會被取消，教授們將不得不面對空無一人的教室講課。教授們則擔心自己的教席不保，從而失去話語權(quán)。打個比方，一個政治系的教授會擔心自己被解雇，因為學校只需要制作桑德爾教授的MOOC就好。桑德爾教授固然水平很高，但他的觀點是個人化的，還有許多關(guān)于公正的觀念沒有講到，他關(guān)于正義的說法也值得質(zhì)疑。所以，MOOC可能放大某一種特定的學說，從而導致學界爭鳴不再。
危險的全球化標準和國際化排名
高等教育全球化中最危險的一個方面是全球化標準和國際化排名。這包括國際化的指數(shù)、國際化的等級、國際化的排名，以及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概念。
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如果根據(jù)排名來判斷是很明確的，比如我知道我在“世界一流大學”里任教，但同時我也知道哈佛大學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它在許多領(lǐng)域內(nèi)并不是第一名。于是標準化排名帶來這樣的后果：我們在用一把標尺衡量一切。這是很危險的。年齡的增長、情趣的變遷、際遇的流轉(zhuǎn)，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們所適合的教育是彼此不同的。你所適合的教育和你同桌所適合的、我所適合的不一定相同。現(xiàn)在的你和兩年后的你所適合的也不一定相同。但是“世界一流大學”這個概念只會讓越來越多的大學趨同。
大學排名最開始是從美國的新聞機構(gòu)發(fā)布的，它們只針對美國本土的大學，每年更新一次。隨后英國的《泰晤士報》給出了一份排名，范圍擴大到全世界。中國的交通大學也給出了一份排名，在這份排名中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分列第一和第二名，之后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第五名在英國（即劍橋大學），第六至九名又回到了美國，分別是加州理工、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和芝加哥大學，第十名又是英國的學校（即牛津大學）。交通大學給出的這份排名，前十名不是在美國就是在英國。50年代的中國教育界曾經(jīng)抵抗 “美帝國主義的入侵”，如今，中國的交通大學認為世界前十的大學都在美國或者英國，這種轉(zhuǎn)變值得我們注意。
中國留學生最樂意選擇理科和工科
關(guān)于出國留學的問題，我想采取對比中國和印度的方式進行解說，這能讓問題變得更有趣一些。中國的外國學生人數(shù)一直保持穩(wěn)定，有很多是韓國學生，但是這個人數(shù)比韓國送到美國的還是少得多。而在印度留學的學生大多來自尼泊爾、伊朗、阿富汗、不丹、蘇丹，然后是美國和中國。
再來看美國的排行，第一和第二分別是中國和印度。1980年，印度留學生的人數(shù)是中國的4倍。現(xiàn)在，中國已經(jīng)是印度的兩倍。中國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盡管印度也進步了，但是它還不能和中國相提并論。如果還要翻舊賬的話，你可能會推測：在英國留學的印度人會多一些吧？事實上也并非如此。2008年，英國有4.7萬名中國留學生，到了2012年，這個數(shù)字變成了8.3萬人。同樣在此期間，印度留學生的人數(shù)是減少的。澳大利亞、日本的情況與英國類似。所以從輸送留學生的角度來看，中國是非常國際化的。
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都選擇了什么專業(yè)呢？理科和工科，中國留學生人數(shù)占到了全部留學生的46%。如果把印度和中國的學生加在一起的話，這個比例達到了60%。工科的中國留學生人數(shù)大幅度超過印度。計算機專業(yè)，印度則比中國更有優(yōu)勢。
在世界頂級的理科和工科期刊中，有多少是由不只一國的作者完成的，也就是所謂的跨國合作項目，中國和印度比率很低，但是近年來可以看到中國的比率在強勢上升。
高等教育全球化是由來已久的。我個人非常喜歡卜舫濟校長寫的一句話：“評價一所大學應該看它培育出了什么樣的果實。”這提示了我們該以什么樣的原則來評價世界一流大學。他給出的答案是看“成果”，是看學生畢業(yè)之后能為社會奉獻什么。
◆現(xiàn)場互動◆
Q：您覺得金錢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嗎？
A：哈佛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學，也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大學，它的總資產(chǎn)大概有330億美元。大學之間的競爭不只在排名，還在于爭取贊助金。大學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金錢驅(qū)動的。但是在我任教的大學里，不是投資最多的人就能成為校長。這些投來的錢不是發(fā)給教職工的，它們基本上都給了哈佛管理公司。
哈佛大學是非盈利性機構(gòu)，所以它不用向美國政府交稅。如果一個大學很有錢的話，對它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條件，這就是金錢與大學之間最淺顯的聯(lián)系。而且，許多國際合作項目都是由大學里的商學部牽頭主辦的，我相信這不是巧合。
Q：您認為高等教育領(lǐng)域中國和美國最大的區(qū)別在哪里？
A：習近平主席最近在北大做的演講中說道：“北大不要亦步亦趨地學哈佛，要發(fā)展中國特色。”我同意這個說法，但我不太清楚中國特色究竟是什么？我認為諸多元素都應該被納入中國的大學里，但我不知道到底會有多“特色”。
我知道中國大學有新生軍訓，美國沒有；中國大學會開設思政必修課，美國也沒有。除了這些表象的區(qū)別，我想在清華讀工程學跟在麻省理工或加州理工讀工程學沒有什么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也許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大部分美國大學對于人文教育更加重視，但這不是絕對而言的，比如復旦大學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在第一年選修人文類課程，對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
北大有蔡元培實驗班，它的課程設置和一些美國大學的人文專業(yè)課程設置很相似。美國大學是多種多樣的，有小型的學院，也有大型的大學；有公立學校，也有私立學校；有天主教大學、佛教大學，也有非宗教性大學，無論哪種形式的學校都能做到很好。所以很難定義什么是美國的高等教育，什么是中國的高等教育。
Q：中國的高考和美國的SAT考試有何區(qū)別？
A：我不是很了解高考的細節(jié)，我個人認為它們之間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大多數(shù)美國大學在錄取時要求SAT成績，但這個成績僅是考量的因素之一，推薦信、社團活動經(jīng)歷等更加重要。制度也有所不同，比如，你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公立高中上學，成績非常好，那么你就直接被加州州立大學錄取了。在美國，不同的大學也不一樣。比如哈佛就更加看重面試，學生可以運用各種手段，比如制作視頻等來自述優(yōu)點。
美國的方式主觀性更強，這會導致一些問題，比如有人會覺得自己被歧視了。哈佛的錄取原則是各州各市、各個種族要雨露均沾，所以有一些白人男性會認為自己遭到了歧視，因為他太“正常”了，拿不到加分。
盡管存在著這么多問題，我還是認為美國的錄取方式比較好，因為它能對一個人進行更全面的考量。我也能理解為什么中國采取高考制度，因為采取主觀性的考量體系會造成更多的沖突、更大的壓力。我個人更青睞美國的方式，但我也理解中國面臨的阻力。
（本文根據(jù)裴宜理教授錄音整理，錄音/昝秀麗，錄音整理及英文翻譯/丁天）
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裴宜理
裴宜理教授的研究成果豐富，涉及政治、經(jīng)濟和歷史的諸多方面，以至于我們難以用一個方便的短語概括她的學術(shù)成就——
我曾任教于數(shù)個美國大學，也曾求學于不同的美國大學，可以說對美國的高等教育有所見識。
我第一次接觸中國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我出生在中國大學的校園里，那是1948年，上海，我的父母在圣約翰大學任教，我在那里度過了人生的前六個月。
中美外交關(guān)系正常化在1979年1月，同年秋天，美國學術(shù)交流團第一次邁入中國大學的校門，我借此機會到南京大學，度過了一年時光。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經(jīng)歷，我從中看到中國高等教育的舊風氣和新氣象——既有工農(nóng)兵學生，也有剛通過高考考入的學生——我看到了兩撥學生之間的差異、張力甚至沖突。
我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興趣是在近幾年才高漲起來的，自從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