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天梯 不完美 但唯一
來源：北京青年報 2015-10-27 尹鴻
一個以西藏登山學校藏族青年學生為題材的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正在全國2000多家電影院上映。沒有名導(dǎo)演，沒有大公司，沒有大明星，還是個紀錄片，最初全國只有0.5%的排片率，場次也大多在觀眾稀少的非黃金時段。但一個周末過去，網(wǎng)絡(luò)上不斷發(fā)酵的正面口碑、超過同期大多數(shù)影片的上座率，開始釋放這部紀錄片的特殊魅力，一連多天票房進入全國排行前10名之內(nèi)，影院開始在黃金時間給更多的排片，上座率也仍然保持得相當搶眼。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有價值的電影總有機會在輿論的大浪淘沙中顯露出來，而電影市場的蛋糕越做越大則有可能為獨特的電影留出一片天地。
作為一部歷時四年完成的紀錄片，它最容易被關(guān)注也是最不可替代的價值，就是創(chuàng)作者克服了大自然的巨大挑戰(zhàn)，在低氧、寒冷、險峻的高海拔地帶，用4K高清攝影機記錄了絕大多數(shù)觀眾一生幾乎都不可能親眼見到的喜馬拉雅的自然奇觀。那漫天伸手可及的星斗、在陽光下晶瑩剔透的冰川、了無人跡的萬丈懸崖、用生命搭建起來的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天梯，特別是最后登山者歷經(jīng)千難萬險登上海拔8848米的世界之巔的場景，站在珠峰上那“一覽眾山小”的驚鴻一瞥，幾乎瞬間就能讓人激動得淚眼婆娑。
多位藏族攝影師對喜馬拉雅的特殊發(fā)現(xiàn)和特殊視角，往往是一般非藏族攝影師所難以達到也難以想象的；專業(yè)攝影師雖然最后也未能登上珠峰之巔，但經(jīng)過培訓的登山隊員在攝影機被凍住之前搶拍下的巔峰畫面，足以創(chuàng)造一種真實的前所未有的極限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紀錄片是唯一的。這些景觀不僅人們一生很難親眼目睹和親身體驗，即便是在電影中、在影像世界中，人們也難以見到如此真實而壯觀的極限奇景。在這方面，這部紀錄片體現(xiàn)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也是許多人愿意到影院大銀幕上去觀看的原因，它所提供的極限世界，是對我們?nèi)松?jīng)驗的一種超越。
然而，展現(xiàn)喜馬拉雅的極限之美，應(yīng)該說并不是這部紀錄片的初衷。這部紀錄片的主創(chuàng)大都有長期社會人類學紀錄片的拍攝經(jīng)歷，而且眾多參與者還是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的紀錄片教師。這種“學院派”的背景，使他們有著自覺的社會人類學紀錄片情結(jié)。他們歷時四年的拍攝，最想記錄的是進入西藏登山學校的這群藏族青年的成長故事，記錄他們?nèi)绾谓邮艿巧接柧毢徒逃绾螌Υ柴R拉雅這座他們心中的圣山，如何在西藏現(xiàn)代化的潮流中成為一個現(xiàn)代青年，藏族人的血液和傳統(tǒng)如何鑄造他們的性格和生活，他們身上體現(xiàn)了西藏什么樣的變與不變……為此，創(chuàng)作者拍攝了大量這群青年人的素材，記錄他們與家人、與老師、與同學、與社會各方面人士的關(guān)系。創(chuàng)作者想通過幾位學生四年的成長經(jīng)歷，讓我們看到西藏青年人在如今這樣一個商業(yè)化、信息化大時代，如何生存、如何變化、如何選擇。但是，四年記錄的豐富性，卻是一部常規(guī)長度的影院電影很難包容的，觀眾也很難對這樣的內(nèi)容產(chǎn)生影院消費沖動。因此創(chuàng)作者在猶豫和選擇中，說服和被說服后，最終決定將社會人類學主題留給篇幅更大的電視紀錄片，而選擇以“登山”為主線的敘事結(jié)構(gòu)來完成這部電影“天梯”。
在故事化、行動化的敘事結(jié)構(gòu)中，雖然這些人物的形象變得相對碎片和單薄了，但是素材本身的那種真實性、原生態(tài)、質(zhì)樸性卻仍然撲面而來。藏族題材，如同許多少數(shù)民族題材一樣，在中外影視作品中，都存在一種或者美化的明信片傾向，或者政治化的概念化傾向，而“天梯”的原汁原味可以說與這種概念化、政治化、主觀化的創(chuàng)作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天梯”中，格央姑娘微笑的臉上透露出的那令人心動的純凈，海拔7000米還在抹著防曬霜的索多處處表現(xiàn)出的對美好生活的孩子般的向往，普布頓珠老師對孩子們那一臉嚴肅的訓斥和對他們不動聲色的擔憂，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絨布寺中僧侶們的虔誠和淡定，以及片子中那位能直接用英語與國際游客交流的桑總，還有“小領(lǐng)導(dǎo)”等形形色色的游客，雖然在防寒服裝和面具的層層包裹中露面不多，但每個細節(jié)、每個場景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
在清華讀書的藏族學生崗尖白瑪看完“天梯”當晚就寫了封郵件表達她的感受：“在整部影片開始前以及一部分的過程中，我的心其實是焦慮的。我想這種焦慮只能有一個原因，我是一名藏族人……我想每一個沒有去過西藏的人在腦海之中對于西藏也就只有雪山、圣湖、窗子，還有手里揣著個什么東西的老人。這一切確實是西藏的樣子，也確實是它能夠吸引別人的地方，但是這絕對不是全部的真相……所以，我怕的是‘天梯’的放映會加重這一情況，但是幸虧的是里面所有真實的場景確實能夠展現(xiàn)那些已經(jīng)有了現(xiàn)代化的一面的西藏……沒有挑選，沒有渲染，更沒有夸張。我要以一名藏族人，一名在內(nèi)地求學的西藏學生的身份，向所有制片人員表達感謝，謝謝你們將這一切美好的、真實的西藏文化展現(xiàn)給大家。在喜馬拉雅的壯麗景色中，我感到久違的親切，也讓我有了一種‘你是這片土地上的子女’的感受，讓我不忘初心，記住出來是為了更好地回去。”這位藏族學生的感受恰好是對“天梯”的記錄性的一種準確反映。在中外拍攝的大量反映西藏題材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明信片化或者政治化傾向，而這部紀錄片對奇觀化和概念化范式作了最大限度的切割。不美化、不獵奇、不過多校正，正是這種原生態(tài)的記錄，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更加可以觸摸、感知、想象的更加本真的西藏。西藏影像的“原生態(tài)”在某種程度上與它的奇觀性一樣，體現(xiàn)了文化上的唯一性。
所以，“天梯”畫面透徹、精美、壯觀、奇特，“神奇先生”創(chuàng)作的音樂在悲壯、蒼涼中透著堅毅、激越，都顯示了紀錄片在藝術(shù)上的追求和魅力，但由于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初衷與電影的成片要求之間的某些錯位，導(dǎo)致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敘事情節(jié)的連貫性方面多少有些損失。坦率地說，“天梯”并不完美。但是，其喜馬拉雅極限景觀之奇特、攀登世界之巔之驚險，特別是對西藏青年和西藏文化原生態(tài)記錄之生動，都使其具有某種不可替代、不容錯過的唯一性。在中國的紀錄片歷史上，在西藏的影像記錄文獻中，這種“唯一性”必然會被人們珍惜和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