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用賢能政治衡量中國體制更合適
來源：環(huán)球時報 2015-1-12
儒家文化復興為中國發(fā)展提供道德支撐
過去30多年來，中國最引人矚目的文化變革就是傳統(tǒng)的復興。這種復興既是精心策劃的結果，也有自發(fā)的因素。20世紀尤其1949年以來，文化呈現出來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反傳統(tǒng)主義。再往前溯，及至1919年“五四運動”甚至之前，無論金融精英、自由人士、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均認為中國貧窮落后，根源之一便是落后的傳統(tǒng)文化。
但過去30年來，中國以及韓國等其他擁有儒家文化傳統(tǒng)的東亞國家經歷了一場對傳統(tǒng)的戲劇性再評估。在此期間，這一地區(qū)經濟增長迅猛，貧困人口大幅縮減，同時又一直保持著和平穩(wěn)定。而當人們舉目四望、探尋這些國家有何共同點時，答案之一就是它們都繼承了儒家傳統(tǒng)。盡管過去的敘事基本都是儒家文化阻礙了現代化和經濟增長，但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儒家文化實際上發(fā)揮了促進作用。
我們正在目睹一種更具歷史色彩和人文特征的視角的回歸，它更強調教育，注重跨越代際的大家庭倫理。延及政治領域，這種儒家視角促進了有關中國賢能政治傳統(tǒng)的價值重估。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認為政治體制的關鍵在于選拔和擢升具有較強能力、道德品質、社會文化技能并能帶領國家前進的領導者。這種視角雖有儒家根源，但現在已然經歷現代化的演變，變成中國以及韓國、日本等其他東亞國家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核心。盡管儒家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批判，但它現在再次回到舞臺中央。如今，儒家核心價值的推廣和促進已不僅限于政治治理層面，商業(yè)和非盈利性行業(yè)也都在這樣做。
賢能政治的發(fā)揚還與社會飽受金錢主義的負面影響有關。追逐財富使得人們變得更趨個人主義，脫離更高的理想追求。因此，中國政府層面以及很多知識分子都希望提升社會的責任感，復興儒家文化正好服務于這一目標。儒家關乎道德和個人責任，無論對于教育體系還是領導者的培養(yǎng)都能提供道德支撐。
賢能政治是更適合中國語境的衡量標準
當我們試圖分析和理解中國時，西方的政治術語很有誤導性，因其傾向于將世界劃分為好的民主體制和壞的集權體制，而中國往往被歸為后者。但事實上，中國有著很大不同，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確有某些威權傾向，但也具有很強的民主特征。過去30年來，世人見證了中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并且愿意談論自身存在的問題。筆者在之前出版的著作中使用“垂直民主賢能政治”概念來闡釋中國的模式：基層層面充分展現了民主的價值；越往政治決策鏈的上層追溯，其領導者的擢升就越呈現出賢能政治的特點。
雖然在中國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仍有差距，但這種賢能政治標準已在過去30年中激發(fā)了備受矚目的政治改革。筆者認為，就政治進步或倒退的評判標準而言，中國式賢能政治是一個完全勝任的模式。尤其在中國的語境下，賢能政治在有關較長時期內政治進步與否的考察中是比西式自由民主更好的標準。雖然這種看法在中國之外引發(fā)一定程度的爭議，但在中國內部，強調賢能政治確是知識界和改革派領導者的主流認知。
歸根結底，筆者認為有關政治進步與否的評判并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怎樣才算是良好政治社會”這個問題有著雖然各自不同但又都趨于合理的解釋。其實從柏拉圖開始，“美好社會”就存在著各種相互競爭的模式或版本。美國用于衡量政治進步和改革的標準，源自美國憲法所蘊含的民主理想，并且得到其立國先賢們的擁護和標榜。這套標準對美國歷史上的許多政治活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雖然在美國的理想和現實之間也存在巨大落差，但其評價現實的標準終究還是源自美國文化中的主流政治理念。對于有著復雜政治哲學歷史和理念的中國而言，道理也是如此。這些理念可追溯至始自孔孟時代、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有關賢能政治的爭鳴和辯論。中國的思想家們潛心思考如何選拔能干而且道德高尚的政治領導者以及何種能力和德行最為重要，中國人思索并嘗試各種領導者選拔機制，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今天。過去30多年來，中國政治領導層的選拔一般是先從公務員考試開始，接著對其在較低層級政府部門的表現加以評估，只有在各行政層級積累了豐富經驗，才有可能被拔擢到更高層。這種方式與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時候相似。
中美應允許對方在政治體制上存在差異
筆者始終認為，根植于中國文化的這些核心政治理念應該成為評估中國政治進步與否的標準，雖然它們與美國信奉的那套自由主義理念不同。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有巨大落差，這一點從古至今概莫能外，但其中更根本的問題還是在于把什么當作標準。
這是中國政府和知識界頗為關心的問題。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中國的發(fā)展都已“震撼世界”，中國也必須在塑造世界方面發(fā)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問題在于其是否能以既促進國際和平又容納分歧的方式發(fā)揮作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世界大國擁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不應強制推行任何單一治理模式。在這方面，筆者更為擔心的其實是美國。因為美國不僅宣稱其民主模式是它自身的最佳選擇，同時認為這也應是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最佳模式。一些美國人甚至想當然地認為除此之外的其他政治體制都是非法的。這種態(tài)度當然會讓很多致力于建設好政府的中國人感到反感甚或不滿。他們會想:輪的著你這個只有幾百年歷史的國家來教我構建什么樣的政治體制么？你們已被一部根本無法應對現代挑戰(zhàn)的憲法弄得束手束腳了。
筆者認為，美中雙方應該求同存異，既在共同關注的領域攜手努力，也要容許扎根在不同政治語境下的兩種政治體制之間存在差異。
（作者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由韓國慶熙大學副教授、亞洲研究所所長貝一明采訪）
編輯：苑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