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有如下一段記載：
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李先回答：“自有書籍以來，世代增益，到如今，書籍多得不可勝計。假如人君喜好，何憂不集！”拓跋珪于是下令，各郡縣廣泛搜集書籍，悉送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拓跋珪是一個粗人，卻也在博士的啟發(fā)下，知道人要增長智慧，莫如讀書。號稱歐洲之父的法蘭克人查理曼也有一句名言：“正確的行動勝于知識。但是，為了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必須知道，什么是正確的。”
查理曼極其重視古典文明，對于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功不可沒。查理曼的求知注重辨明正確與錯誤；拓跋珪則講增益“神智”，神智就是提高見識、辨別是非的。閱讀經(jīng)典就是增益神智的途徑。經(jīng)典著作經(jīng)歷大浪淘沙，經(jīng)歷時間洗禮，仍然熠熠生輝。千百年之后閱讀它們，仍然感動人心，引發(fā)共鳴。
《資治通鑒》就是一部增益神智的經(jīng)典。宋元之際的學者胡三省曾經(jīng)比喻說，讀《資治通鑒》猶如飲水過江，肚子大多喝一口，肚子小少喝一口，因人所宜，隨人而異。
經(jīng)典閱讀首先因為經(jīng)典本身的魅力，其次也與閱讀者的需求有關。一個編輯，一個將軍，一個干部，一個職員，他們對經(jīng)典的需求是不一樣的。需求也不僅僅來自職業(yè)特征，還有個人偏好的差異。這種個人偏好，或來自閱讀體驗形成的習慣，或因生活經(jīng)驗所積累的趣味，還有個體知識結構的差異。
有人喜歡文學，閱讀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會興趣盎然。有人喜歡思想哲學，對孔孟老莊、宋明理學會情有獨鐘。如果你喜歡歷史，那就可以讀讀《史記》《資治通鑒》之類的名篇。我這里重點談談歷史經(jīng)典的閱讀。
我們閱讀歷史書籍，大約有三個閱讀層次。首先是其編纂學成就，文字表達要傳神，結構安排要合理，紀傳體、編年體，各擅勝場。其次是知識內涵，內容要充實豐滿，引人入勝。再次是見識和獨斷，如果見解精辟，給人啟發(fā)，閱讀到入神時，就會拍案稱奇，心有靈犀。
對歷史著作的這三大閱讀層次，對應的是中國古代對歷史作者的三大要求，即史才“三長”。這個說法最早見于《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
史才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劉子玄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朝史學大師劉知幾，字子玄，因為避諱而以字行。他說，夫有學而無才，就像有土地財產資本充足，卻不善于經(jīng)營，終不能增殖財貨。如有才而無學，就像空有精美的設計圖紙、精湛的工藝技術，可是卻沒有建筑器械和建筑材料，最終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蓋不成房子。至于史識，他認為就是寫作者秉筆直書的撰寫態(tài)度，是直筆還是曲筆。在劉知幾的代表作《史通·鑒識第二十六》中，尤其強調另一種“史識”，即對于歷史的全局性、通透性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通識”。
“通識”用之于史家，是白居易明確提出來的。他認為史家“非雄文博學，輔之以通識者”不可。所謂“雄文”，就是撰述能力、文字功夫，寫出來的東西要吸引人。所謂“博學”，就是知識水平，史料豐贍，肚子里要有“硬貨”。所謂“通識”，不僅是見解哲思、見識獨斷，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性，也就是這部經(jīng)典中所透露的時代意義、文化意義、文明意義。
舉一個例子，玄奘的梵文水平在古代西游僧人中，很可能是罕有其匹，但是，玄奘的唯識學著作并不能代表中國佛學，代表中國佛學的是慧遠、惠能。
《資治通鑒》成為中國史學著作的佼佼者，不僅是它完善、發(fā)展、定型了中國歷史學中的編年史著作體例，更重要的是它記載的1362年歷史中，展現(xiàn)了戰(zhàn)國縱橫捭闔的歷史畫卷，秦漢大統(tǒng)一中華文明奠基的波瀾壯闊，漢魏以來胡漢融合的血雨腥風，北朝末年以來復雜改革的曲折歷程，以及隋唐時代的重建輝煌，安史之亂之后迄于五代的變革與新生，為宋以后的歷史作出鋪墊。《資治通鑒》各部分的價值，不是用史料來度量的，而是要從史學上來評價。
(張國剛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編輯：李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