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緣何“棄”哲學？
李建軍
肖伊緋先生發(fā)現的胡適研究重要資料《中國哲學史卷中》（講義）,，不僅為胡適哲學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中國哲學史卷中》（講義）是胡適為史學門二三年級的學生編寫的講義,。按照胡適1919～1920年的“日程與日記”（《胡適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適每周三上午9：00-10：00為史學門二三年級的學生講授“中哲史”課程,。該講義是胡適中國哲學史卷中中古哲學史授課計劃的“漢之哲學”,，共七章。卷中講義的第三章《淮南子》1920年5月以《淮南子的哲學》為題原文發(fā)表在《新中國》第2卷第5號上,，第七章內容也幾乎一字未易地刊登于1931年《現代學生》第1卷第4,、6、8,、9期,。其他各章1949年前沒有公開發(fā)表在報刊上。耿云志先生主編,、黃山書社1992年影印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收錄了第一至第五章講義的手稿,，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根據的即是黃山書社的影印本。所以,，這次發(fā)現的“新資料”為胡適自己所注的“原稿所沒有的,。匆匆加入,，后當修正”的第六章迷信與科學。同時,，由于以前資料均沒有將第七章的內容作為講義的一部分,，講義將之與前面的內容連綴起來，也是本講義發(fā)現給我們的新觀察,。
胡適為什么“匆匆加入”本章內容,，這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一戰(zhàn)結束不久,，1918年12月29日至1919年底,，梁啟超與張君勱、丁文江,、徐新六,、劉子楷、蔣百里,，到歐洲各國作旅游考察,。當時，梁啟超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的巨大災難,，對近代科學是否可以最終解決人生的切要問題感到失望,。在《歐游心影錄》里，他說：“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以胡適與他們甚密的過從，我們可以認為,，對于他們的以上思想觀點,，胡適是熟悉的。我們可以想象,，胡適加入本章內容以闡揚科學與科學精神,，是對這種否認科學正面作用的一種回應。
另外,，由于本章的具體內容在于論述漢代中國科學——醫(yī)學與天文學的成立,，出發(fā)點在于發(fā)現中國科學的成立，所以“匆匆加入”應該與當時否認中國古代有科學發(fā)生的論調有關,。對此,，我們有旁證可以說明。1920年9月1日,，也就是胡適講“迷信與科學”后的不到5個月,，在《日程與日記》里，胡適記述說,，這天,，Monestiere問他“一個大問題”：中國沒有科學,，是否由于國民性與西洋人不同？胡適痛駁了他,。Monestiere要胡適寫出來,，譯成法文發(fā)表，胡適答應了,。這點可以說明，胡適對于中國人早已有科學并且可以領受科學的影響是有信心的,。
我們可以認為,，胡適加入本章內容是受到不止一方面的直接影響。往遠的說,，胡適是中國科學社的最早社員之一,，經常參加中國科學社的活動，他認同近代科學對于人生具有重要的意義自不待言,。加入本章,，也是胡適自身思想的邏輯必然。
如前所述,，在9月1日“痛駁”了Monestiere后,，9月8日當日，胡適想“作好”《科學的人生觀》,，但是又“歸甚遲,，竟不曾作此文”。這說明胡適有了此一概念而沒有完成此概念的論證,。這是我們所能夠發(fā)現的胡適使用“科學的人生觀”這一概念的最早依據,。所以，可以說,，胡適“科學的人生觀”概念形成于此間,，即1919年底至1920年中后期。有了本章的資料,，胡適科學的人生觀概念形成的內在邏輯就有了充分依據,。
胡適中年放棄了中國哲學史的著作計劃而改為寫中國思想史，個中原因眾說紛紜,，有重建學術權威說,，有傅斯年影響說。但是往往都不能中的,。我認為,，正是胡適引入了科學的概念，才使他的學術思想發(fā)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1958年1月10日胡適為《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臺北版寫的自記中說：“那時候（1929年）,，我在上海正著手寫《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已決定不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的名稱了。……我的意思是要讓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流行,，將來我寫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中年的見解來重寫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
1929年胡適的思想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重大變化呢,？1929年6月3日,，胡適在上海大同大學演講的《哲學的將來》里，近乎徹底否定哲學存在的價值,。在這篇演講中,，胡適認為，哲學的過去只是幼稚的,、錯誤的,，或失敗了的科學。過去的哲學只可在人類知識史與思想史上占一個位置,，如此而已,。只有把哲學家歸到人類知識思想史上去，方才可以估計他們過去的成績,，方才可以推算他們將來的地位,。
胡適的這種對于哲學的態(tài)度和說法也許會引起許多人特別是研究哲學的人的反感、抗議甚至反對,，但是,，他不過是老實承認哲學的本義——“愛智慧”——而已，并沒有貶低哲學的意味,。正是在哲學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學的概念,，胡適才最終放棄了哲學史的著作而改寫思想史。但是,，為什么不是科學史而是思想史呢,？
在第六章迷信與科學里，胡適主要介紹了漢代中國醫(yī)學與天文學成立的情況,。
他在論陰陽五行對于醫(yī)學成立的作用時說,，醫(yī)學“初起時，自然是狠淺陋的迷信,。到了后來,，雖然經驗技術進步了，這些陰陽五行的觀念已漸漸的成了醫(yī)學上一些不可少的符號,。有了這些符號,，這種學問便更容易領會記憶。……有了這些觀念，方才有假設的學理,，方才有系統(tǒng)的理論,。……若沒有陰陽五行的學說，中國也許只有許多零碎的,、完全經驗的方技,，但必不能有個系總的醫(yī)學。”這里,，胡適強調了雖然陰陽五行說是一種迷信——可以認為是當時的一種大膽的假設,，但是它在當時自有其重要作用，不容輕易抹殺,。
在論天文學的成立部分,，胡適從另外一個方面表述了實驗的標準對于科學發(fā)展的重要。胡適說：“天文學所以能脫離道士氣的儒教的束縛,，而漸漸成為科學，全靠當時的天文家認定‘歷本之驗在于天’的一條大法,。隨你說的怎樣神秘,，那些天文家只認一個實驗的標準，這便是漢代天文學的科學精神,。”這里,，胡適強調了科學上證驗的重要性。
以上兩點,，隱然就是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雛形。
后來,，胡適把他一生的治學化約為“方法”,，說自己一生都在圍繞“方法”打轉。1958年,，胡適在他的《中國哲學史》臺北版自記中說：“我現在讓臺北商務印書館把我這本四十年前的舊書重印出來,，這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有不少缺點，究竟還有他自身的特別立場,，特別方法,，也許可以補充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幾部中國哲學史的看法。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而且特別批評了馮友蘭治中國哲學史“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宗教心理,。
胡適的這一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這也是新發(fā)現資料對于胡適研究乃至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13年05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