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學生
謝泳
1954年3月,，陳寅恪開始寫《錢柳因緣詩釋證》,，1964年夏天完成，即后來的《柳如是別傳》,。陳先生在本書第一章“緣起”中抄錄了多首自己的詩,。其中有1963年冬天寫的兩首（一般認為這兩首詩完成于1963年冬天,，我以為當完成于1964年初,，因為《柳如是別傳》定稿在1964年夏天，而兩首詩恰為“緣起”所抄詩的最后一首）詩題太長,，此不具引,。有中一首有兩句：“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yè)不存”,。
這兩句詩常為研究陳寅恪的人提起,。余英時最早認為是陳先生對當時“學生批判老師”的感慨，而胡文輝在《陳寅恪詩箋釋》一書中,，不同意余英時的看法,。
“高家門館恩誰報”，胡文輝指出系借用了白居易一首詩的意思,，白居易科考時的主考官名為高郢,，此句講座主與門生關系，可理解為現(xiàn)代的師生關系,。
“陸氏莊園業(yè)不存”一句的古典,，源自唐李亢《獨異志》。崔群是貞元八年名相陸贄所取進士,，與韓愈同榜,。后來仕至宰相，為官清正,。唐憲宗元和十年,，崔群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錄取進士30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勸他置一點莊田,，“以為子孫之計”。崔群笑答：“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而崔夫人卻反問“你不是陸贄的門生嗎,？”崔群回答說：“是?。?rdquo;崔夫人說：“往年你身為知貢舉,，卻派人告訴他兒子陸簡禮不要應舉,，以免引起非議。如果門生真是美莊良田,，那么陸氏這一莊算荒廢了,。”崔群聞聽此言，很覺對不起自己的座主,。
這則史料,，陳寅恪在自己的著作和講義中多次抄引過,。余英時最早的判斷，應當說是準確的,，因為陳寅恪對師生關系極為看重,。“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yè)不存”是陳寅恪刻意選擇的巧妙暗喻,。
陳寅恪中山大學《唐史講義》中“科舉制度及政治黨派”條,，抄錄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詩。白詩最后兩句是：“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282頁,，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這是1949年后陳寅恪比較敏感的兩件事,，一是舊日朋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改業(yè)新書”,；二是自己的學生迎合時代,。
1950年9月18日，陳寅恪給吳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詩箋證稿》這樣的書以后恐無再出版機會后,，有這樣兩句話：“《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吾輩之困苦,、精神,、肉體兩方面有加無已，自不待言矣,。”（《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68頁,，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此信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轉來,，原書有一處筆誤“第三十回”應當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是《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吳學昭原書將“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這幾句省略了（《吳宓與陳寅恪》第131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可見當時確有忌諱。
中國舊小說中,，陳寅恪最喜歡《兒女英雄傳》，此點與胡適,、馮友蘭相同,。《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感舊情掛冠尋孤女”,，此回前一段敘安學海在山陽縣河工知縣任上，為人陷害,，后得學生烏明阿重金幫助,，原書寫道：
“烏大爺?shù)溃?lsquo;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著老師的信以前,，并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著管子京、何麥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眾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數(shù)兒,，教他們量力盡行,。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教他們只發(fā)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里,。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xiàn)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里歸還,。這萬金內(nèi)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為眾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里,，再從門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文康《兒女英雄傳》第1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陳寅恪和吳宓提這個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學生指不上,。“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當指他的老朋友如俞大維,、傅斯年,、胡適、梅貽琦,、杭立武,、朱家驊等當年幫助過他的人。“《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語極憤怒,，此處雖不能坐實所指何人，但可以理解為那些迎合新時代的老朋友和舊門生,，“《儒林外史》”限制了所指范圍,，當是學術界熟人無疑。了解這個背景,，則能理解陳寅恪1954年給科學院答復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的深意,。
陳寅恪晚年多講崔群故事，其實還隱含一個判斷,，即女人常常較男人更有見識,，這也是陳寅恪“著書唯剩頌紅妝”的一個心理動機，其中暗含了對1949年之際陳夫人,、妹妹陳新午決斷的欽佩和自己的悔恨之意,。
陳寅恪的去留問題曾引起過爭議，主要是因為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當年出版時曾有刪節(jié),，后出的《吳宓日記續(xù)編》中其實已將此事言明,。1961年9月3日的吳宓日記中說：“陳序經(jīng)暢談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論張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詳述陳寅恪兄1948年12月來嶺南大學之經(jīng)過（由上海來電，時序經(jīng)任校長,、竭誠歡迎）,。到校后,，約在1950年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國（歐,、美）或臺灣,，竟至單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諸妹,，序經(jīng)追往,，遍尋，卒得之于九龍一無招牌之私家旅館,，見筼，與約定‘必歸’,。序經(jīng)乃先歸,。俟其夫婦感情緩和，乃遣人往迎歸,。”（《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第166頁,，三聯(lián)書店，2006年）David即俞大維,。這是陳寅恪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3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