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有趣味很好，沒有趣味也得干
呂文浩
1937年初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在校和畢業(yè)的同學，在他們主辦的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上展開了一場關于社會學研究目的的討論。究竟應該是“為研究而研究”、“為興趣而研究”還是“為實用而研究”？遠在英國求學的費孝通也寫了一篇通信參與討論。
此時深受人類學功能學派影響的費孝通認為，文化現(xiàn)象有它的功能，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作為文化現(xiàn)象的一種，當然也有其功能。“為研究而研究”不合于功能學派的基本理論，而且這種強調興趣的研究活動一旦興趣不驅動了，就可以“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以“實地研究方法”來分析自己的研究活動，他認為人類學者的責任就是要發(fā)現(xiàn)那些一般人并不自覺的文化功能，并以此為實用工具來控制社會變遷。他說：“以我自己說，我是沒有興趣的，也許興趣是在耕田，但是我明白我的責任，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功能的，我們自己的大社區(qū)中需要著我們這種工作。這種工作直接或間接地有關人家的福利。我自己幸而或不幸而受到這訓練，我就得擔負這責任，有趣味很好，沒有趣味也得干，這是紀律，這是成敗。若有一個士兵走到一半，忽然沒有興趣去打仗，他可不能隨意解甲歸田。”他進一步明確地說，人類學者控制社會變遷的根據(jù)不是“主義”，而是對于事實的認識。
對于費孝通來說，社會學或人類學是經由搜集社會事實并加以分析來為認識中國社會、改造中國社會提供根據(jù)的一門科學。他一生孜孜矻矻，深入田野，振筆著述，其目的都在于科學地認識中國社會，并積極參與中國社會變革的洪流。這種情懷，和他的老師馬林諾斯基教授是很不相同的。馬林諾斯基曾在《江村經濟》的“序言”里表白，“人類學，至少對我來說，是對我們過分標準化的文化的一種羅曼蒂克式的逃避”，這種自嘲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這位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報國無門時內心的無奈。這種情懷，和他的同學艾德蒙·利奇也很不相同。利奇曾說：“社會人類學并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也不應以此為目的。如果要說它是什么，其實不過是藝術的一種形式。”對于衣食無憂、生活穩(wěn)定的英國人來說，這種消遣性的智力操練或游戲也無可厚非。
可是，費孝通生活在人口眾多、生活貧困、社會動蕩的中國，他不可能產生馬林諾斯基的“羅曼蒂克式的逃避”，也不可能有利奇視人類學為“藝術的一種形式”的悠然心情。“亟拯斯民于水火”的心情，促使他研究農村經濟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結構、研究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的途徑。費孝通對于中國社會的研究，從農村經濟入手，其主要著作《江村經濟》、《祿村農田》、《內地的農村》、《鄉(xiāng)土重建》，以農村經濟為核心議題，對于當時農村經濟領域的主要問題有所涉獵，并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但是他的著眼點卻不在農村經濟本身，他關注的是以農村為主導的中國社會如何走向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為此，他對鄉(xiāng)村工業(yè)的現(xiàn)實可能性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證，對城鄉(xiāng)關系中重要的社會階層——地主、士紳——在轉型時期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對如何吸收英美政治中注重平民政治的新動向來建設現(xiàn)代化的中國政治抱有美好的希望。
費孝通對鄉(xiāng)土中國尤其是經濟問題用力頗深，成果卓著，但他的目標是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目光并未局限于農村本身，而是有著更大的社會關懷。對農村社會經濟的研究之所以傾注了很多精力，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yè)社會，人口絕大多數(shù)還是農民，國民經濟的主要來源還要依賴于土地上的收入，要認識中國社會并進而改造中國社會，不對中國農村經濟面臨的問題下一番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不行的。另外，當時中國社會轉型最為突出的問題首先表現(xiàn)在農村經濟出現(xiàn)重重危機。但是，農村問題不能單純依靠農村本身來解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農村之外的社會勢力的協(xié)助，政治上的變革尤其是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轉自《北京日報》2015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