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作為思想家的潘光旦
呂文浩
這個思想架構希望融合中西的古人文思想、當代生物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所揭示的若干基本思想原則，一切社會制度和社會觀念的成敗利鈍都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發(fā)展作為評判標準。
十幾年前，潘光旦基本上是作為一個博通中西、底蘊深厚的“學術大家”的形象出現(xiàn)的，真正注意到他的社會思想價值的人還寥寥無幾，將其作為一個值得分析、闡釋的學術領域的人就更少了。二十年前我有幸接觸潘光旦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的兩篇文章，《大學一解》和《工業(yè)化的前途和人才問題》（準確的標題應該是《工業(yè)化前途的人才問題》），“若受電然”；兩文見解之獨特，論證之周密，表述之流暢而典雅，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這樣一本基本篇幅為講話、報告、章程的書中尤為吸引眼球。事后得知兩文皆出自潘光旦的手筆。但潘光旦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彼時的我還甚為朦朧，僅僅停留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教務長”這一近乎標簽式的了解上。
第一印象很神奇，居然能夠抓住一個青年學子的注意力，使其長久地沉浸在潘光旦的精神世界里。我最初精神上頗受震動的文章，在潘光旦的著述里屬于思想論述性的文字，這與當時比較注意潘光旦專業(yè)研究成績的諸多學者有相當?shù)牟罹唷．敃r流行的是像《性心理學》和《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等專門著作或譯作，至于潘光旦其人的社會思想有何特色、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有什么樣的地位等問題，想必大多數(shù)人會感覺有些茫然。記得有一套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的大型資料叢書、一套四卷本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的資料匯編曾選錄過潘光旦的一些文章，表明當時思想史學者總算并沒有完全忘懷潘光旦的思想言論。但也就僅此而已。誰會注意一大片樹林中的幾棵不起眼的樹呢？
我之所以走進研究潘光旦社會思想的領域，完全是機緣巧合而已，并沒有什么先見之明。最初若干年，對于潘光旦著述中的社會思想的價值，我只有一些比較模糊的感受，遠遠達不到深入分析的程度。難度主要源于我對潘光旦社會思想所依托的學術研究著作理解深度不夠，潘光旦所專長的優(yōu)生學、社會學、民族學、性心理學等學科對于我們歷史學背景的人把握起來不無困難。
初入學術之門，不時和專攻文史的朋友交流，當時大家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潘光旦的學術思想很復雜，不容易理出比較清晰的頭緒；其思想特征甚至給人以偏執(zhí)而怪異的印象，難怪他在世時就備受爭議。這樣一個名滿天下而在學術界思想界難以達成共識的人物，對于研究者來說，既提出了很多挑戰(zhàn)，又誘惑我們一試身手。
幫助我“撥開云霧見青天”的師輩，最重要的是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潘光旦的長婿胡壽文先生。大約二十年前，我曾有幾次和他深入長談的機會，當時請益的主要話題是潘光旦的學術研究和社會思想在今天還有些什么意義。胡先生并沒有多談潘光旦的專業(yè)研究成就，他談的最多的是潘光旦所提出的新人文思想，他認為這是潘光旦社會思想的核心和精華所在，以此為線索可以串起幾乎所有的思想頭緒。胡先生發(fā)現(xiàn)潘光旦沒有追隨西方某些優(yōu)生學者將優(yōu)生學視為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如意丹”“萬應錠”的態(tài)度，而是根據(jù)自己對于社會的精密觀察提出了超越優(yōu)生學的新人文思想。可惜的是，潘光旦正當年富力強的盛年時期，卻不得不因社會巨變而中斷了對于新人文思想的多方探索與融會貫通；未能將一個完整的新人文思想呈現(xiàn)出來，也許是潘光旦學者生涯最為令人遺憾的事情。新人文思想成型于上世紀40年代中期，但其探索則始于30年代初期，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發(fā)展、逐漸明晰的過程。簡明扼要地說，這個思想架構希望融合中西的古人文思想、當代生物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所揭示的若干基本思想原則，以人為出發(fā)點并以人為歸宿，一切社會制度和社會觀念的成敗利鈍都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發(fā)展作為評判標準。上至西方人崇拜的上帝、中國人崇拜的各種神祇，下至國家、民族、政黨、家族、主義等等，凡促進人的身心健康發(fā)展者就是好的，凡損害人的身心健康發(fā)展者就都是壞的。新人文思想將人置放于人文世界的中心，一切外在的事物都只能是末、是賓，一概不能本末不分、喧賓奪主。潘光旦關于新人文思想的論述是比較集中的，也有不少運用其來分析具體問題的個案，可是對于其思想內(nèi)核與精神實質(zhì)缺乏深刻領會的人來說，他的片段論述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有時甚至會覺得是有些脫離社會主流的空想。胡先生對新人文思想的講解使我頓生醍醐灌頂之感，疑惑多時的想法變得明晰多了。記得當時胡先生常常會提到自己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正是這一段經(jīng)歷促使他深入思考社會問題，并逐漸理解和認可了潘光旦的社會思想。后來我從胡先生的妻妹潘乃穆教授那里得知，胡先生就是季羨林《牛棚雜憶》里所述被紅衛(wèi)兵勒令在正午睜大眼睛看太陽的那位北大生物系黨總支書記。慘痛的經(jīng)驗使胡先生特別鐘情于岳父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并希望它能在未來為更多的人所認識。
我們?nèi)宋膶W科背景的人認為潘光旦的思想很復雜，胡先生則有一段巧妙的比喻，大大地簡化了潘光旦的思想邏輯。他說，在學習生物學的人眼里，潘光旦的思想其實很簡單，打個比方說就是，“一塊石頭”、“兩只貓”，再加上“一條魚”。意思是說，潘光旦頭腦里沒有先驗的、固定的思想框架非遵守不可，他是一個經(jīng)驗主義者——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看，隨時調(diào)整；“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有用的地方都能被他吸納過來；但是經(jīng)驗主義摸索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能“吃上魚”，過上好的生活。任何形象的比喻都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不可能處處妥帖，可是這一詼諧說法對于破除我們心中所懷有的“復雜性”情結(jié)是一貼良藥，“雖不中，亦不遠矣”。
胡先生的精辟講解和巧妙的比喻，時隔多年，仍清晰地映在我的腦際。這些年我圍繞潘光旦的社會思想寫了幾本書，編了幾本書，都一直遵循著胡先生當年的指引。這些年閱歷和學識的增長雖然使我理解程度不斷加深，但對潘光旦社會思想的基本判斷卻始終未曾改變。在2006年出版的《潘光旦圖傳》一書中，我以新人文思想作為潘光旦社會思想的核心做了一些簡要的敘述，從時間的發(fā)展順序來說，我將40年代中后期明確表述新人文思想時期的潘光旦歸結(jié)為“成熟的思想家”，這只是就潘光旦本人思想發(fā)展的脈絡而言，此時屬于“成熟期”而已。后來有人評論稱潘光旦是“未完成的思想家”，就其思想體系的構建成熟程度而言，這樣說當然也是準確的。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新人文思想雖然并未完成系統(tǒng)的論證，但其基本構架和特征是相當明晰的，以其為工具分析社會問題，獨到、深刻之處也清晰可見。2008年我寫作《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書時稍稍調(diào)整了研究重心，在分析思想內(nèi)涵的同時，也傾注了相當多的精力關注那些發(fā)表于非專業(yè)學術刊物上并產(chǎn)生了較大社會影響的文章。這種“讓思想回歸歷史”的努力在揭示思想的社會影響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留下了一些遺憾，使得潘光旦思想的深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所以，前幾年接到選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潘光旦卷》的邀約，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選編這本書時，我心中始終懷有“思想家”之念頭，想著力從“思想家”的角度來發(fā)掘潘光旦在社會思想領域的貢獻。在社會思想領域，潘光旦提出過哪些值得注意的見解？他在優(yōu)生學、社會學、民族學、性心理學研究的基礎上思考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教育問題，有什么獨特的思考角度？在正面闡述自己的思想主張時，他又是如何回應時人的質(zhì)疑問難的？潘光旦的社會思想的核心是他努力建構的新人文思想，它如何體現(xiàn)在各個不同學術或思想領域的論述中？這些問題在我選編這冊文選時考慮得比較多。選文以新人文思想的萌芽、成型、發(fā)展以及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表現(xiàn)來加以呈現(xiàn)，特別注意那些曾經(jīng)引起過巨大爭議的學術或思想論爭。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讀者能夠在具體問題的論述中體會潘光旦思考問題的獨特角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對新人文思想的形成過程有一個動態(tài)的、多方面的把握。思想論述可以被總結(jié)為若干條干巴巴的、易于記憶的原則，但若是脫離了它賴以展開的具體場景，就很容易流于“教條”了。希望讀者能從諸多選文中細心體會什么是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其價值究竟何在，編者的導讀僅供理解時的參考罷了。
最后我想向讀者交代一下本書的校訂情況。本書所有選文皆以14卷本《潘光旦文集》為底本，同時吸收了潘乃穆教授在“文集”出版后查核糾錯的成果；選編者以及人大出版社的編輯也都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我們查閱原刊本和工具書，對這些錯漏作了必要的處理。針對原刊本若干不太符合現(xiàn)代漢語標點規(guī)范的地方，我們也做了適當?shù)男８摹Ｊ欠窨梢孕薷拿駠墨I的標點符號，在出版界似乎并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可以遵行，鑒于以前也有修改的前例，所以這次我們就大膽地改了。我們的修改，并無損害作者原意之處，反而使原文的邏輯關系更加清晰，更加便于今天的讀者閱讀。古語說：“前修未密，后出轉(zhuǎn)精。”我們期待這一版本是目前各版本中準確率最高的版本。
轉(zhuǎn)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