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記者 楊鵬成
2022年，張國剛走上大學講臺整整四十年。四十年來，張國剛于書卷之中史海勾陳、于講臺之上揮斥方遒；在史學研究、史學科普和教育教學領域碩果累累。張國剛研究的是歷史，他自身的經歷更是一本豐富生動的歷史書。
少年成才，踏實做事的史學新秀
“我小時候喜歡聽奶奶講故事，奶奶沒有故事可講了，我就找書看。”時至如今，他依然不會忘記那段童年時光。然而，曾想學物理、在中小學期間連歷史課本都沒有的張國剛不會想到自己將邁入史學研究的領域，也不會想到兒時喜好讀書的習慣對他影響終身。
1976年，張國剛進入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學習，并以全校總分第一名、古漢語100分的成績考入南開大學攻讀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學位。1980年，碩士二年級的他在《南開學報》上發(fā)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從此開始了歷史學研究之路。
“古人講，一個人做事要志大心小。”張國剛在回憶年輕過往時，總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信手拈來，將自己的小歷史融入到了大歷史之中。所謂“志大”，即志向遠大。1981年，張國剛就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刊物《中國史研究》上發(fā)表了長篇學術文章《唐代監(jiān)軍制度考論》。所謂“心小”，即小心謹慎。為寫這篇文章，他花了三個月時間通讀了1000卷的《全唐文》。
正是這般刻苦精神，張國剛逐漸得到學術界的認可。1983年，27歲的張國剛作為南開大學歷史系講師獲得中古史學界前輩宿彥的獎掖，破格提拔為常務理事之一；1984年，張國剛作為最年輕的史學學者獲《歷史研究》紀念創(chuàng)刊三十周年優(yōu)秀論文獎；1987年5月，年滿30歲的他被評為副教授。1989年，張國剛在漢堡大學、波恩大學做自選課題的研究工作，隨后被聘到特里爾大學教授漢學史等課程。
張國剛
現在，他著作等身，相關研究在國內外都有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就入選第一本《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大辭典》。在斷代史研究中，他是少數能夠將研究問題覆蓋政治、軍事、社會、學術、宗教等廣泛領域的學者。他關于唐代藩鎮(zhèn)、兵制、官制、家庭史等領域的研究，在海內外學術同行中獲得廣泛認同，有些論述被視為經典之作。他的著作《唐代藩鎮(zhèn)研究》被學術界同行公認為“開辟了唐代藩鎮(zhèn)研究的新階段。”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領域，張國剛的研究集中在西方漢學、明清時期耶穌會士的文化政策、絲綢之路以及一帶一路的歷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努力打通傳統西域南海的中西交通史與大航海之后的中歐關系史，得到廣泛認可。北大歷史系前主任、資深教授馬克垚為他逾百萬字的著作《中西文化關系史》做序，認為此書“本書體大思精，資料豐富，條分縷析，論證細密，實為不可多得之佳作”，并在諸如中國歷史上的儒、佛、道之爭這一思想史上的大問題上的分析提升到了理論高度。還有同行學者評價他的《資治通鑒》研究是當今“史學界《資治通鑒》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制高點”。
面向大眾，文化育人的史學大家
自1983年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志“人物春秋”專欄通過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馮爾康向張國剛約稿起，他就開始寫史學科普文章，到現在已經寫過并發(fā)表100余篇面向大眾的歷史文章了。從隋唐史到西方漢學，從《資治通鑒》到中外關系，無所不包，這項工作幾乎伴隨了他整個學術生涯。
張國剛接受“清華映像”欄目的采訪
為什么要潛心科普工作？張國剛注意到通俗暢銷的書大多不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所寫，“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他在一次座談中提到，“歷史是社會科學的總基礎，歷史是更深厚的，是所有人需要知道的，從事任何職業(yè)都不能沒有歷史知識”。在生活中，他也發(fā)現了人們對于通俗讀物的需求：“我有一次坐飛機看到一個年輕的媽媽跟孩子講《上下五千年》，這個母親不是讓她孩子將來學歷史，但是她知道歷史的重要性”。因此，他認為社會需要歷史研究工作者進行面向大眾的寫作，“這些書在形式上和內容上要可靠，應該不光要有知識性，也應該有思想內涵”，同時“專業(yè)學者寫大眾閱讀的文章，不能太專業(yè)，也不能太俚俗。”
當然，這也與張國剛個人學術成長的經歷有關。和大多數在“文革”期間完成中小學基礎教育的讀書人類似，張國剛有很豐富的自學經歷，“中國歷史小叢書”是他的歷史讀物；“活頁文選”是他的古文課。“特別是《古代漢語》中的‘古漢語通論’，內容極其廣博；‘常用詞’的解釋，舉例令人舉一反三，讀后豁然開朗”。除了教導他的老師之外，那些書籍就是他最好的學術導航，所以他感到“有義務寫讀者愛讀的書”。
張國剛著作《〈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
四十余年來，張國剛始終筆耕不輟。他把刊于《文史知識》上的“德國的漢學研究”專題編成《德國的漢學研究》一書、“一帶一路上的中西交流”專題連載集結成著作《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他基于《南風窗》雜志的連載文章著成的《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獲“文津圖書獎”等獎項，文津獎主辦方評價此書刻畫出了“真實又生動的絲路印象”。他的《〈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入選了“2016中國好書”等獎項，迄今為止已重印15次，累計印刷約20萬冊，并且在中國臺灣出版了繁體字版，韓國出版了韓文版。除此之外，張國剛關于唐代藩鎮(zhèn)的研究還進入了到中學歷史教科書、高考命題以及有關百科辭典中。
“有學者在寫書評時注意到我給大眾刊物寫文章，評價說‘現在的學者，除了能搞研究還能寫大眾文章的人不多’，我相信也是不多。”張國剛自信地說。
學貫中西，深入淺出的課堂名師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張國剛在德國學習和工作了許多年。但是他“一心想回來”！因為他忘不了當初那些獎掖他的老先生們，也忘不了國內催人奮進的學術環(huán)境，盡管在德國工作待遇優(yōu)厚，他還是以中國使館評定的“優(yōu)秀留學人員”回到了南開大學工作，在2004年加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也正是他在海內外豐富的治學經歷，讓他學術視野貫通中西，長于從世界文明的視野下講述中國故事，以增強中國文化自信。
張國剛在人文學院圖書資料室查閱書籍
“張老師知識淵博，聽他講課，我常常感慨于其自由出入于東西方文明之間的瀟灑。希臘羅馬，秦漢隋唐，張老師都可信手拈來，其視野、格局之寬廣宏大令我敬佩不已。同時，張老師在對待學生時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我自己比較內向，但沒想到老師主動來找我聊天，又主動提出添加微信好友，極大地拉近了我們的距離。”選修過張國剛《中古制度與文獻》和《中古社會文化》課的歷史系2021級博士生高鑫說。
在清華從教的近二十年時間里，張國剛每年都會開設五門課左右，承擔170-180課時的教學任務，約為規(guī)定課時的兩倍。除了為歷史系學生教授專業(yè)課外，還承擔求真書院等非歷史專業(yè)的通識課程教學任務。在他看來，通識不是一些原則性的教條，在通識教育的過程中，要逐漸構建起學生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學生通過勤奮學習獲得知識，然后通過實踐獲得能力，可是知識和能力變成智慧必須要通識，而通識主要是人文教育，尤其是文史哲。孔子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是懂、知道，‘哲’就是智慧，然后你才能做出符合正確方向的事。”
如何上好一門歷史課？回想起自己嘗試過的多種教學模式，張國剛認為教育不是要增加多少學生不感興趣的知識，“無論《<資治通鑒>導讀》也好，《中國史要論》也好，在分析有趣的歷史事件、歷史邏輯的時候應該體現一些能夠對今天的人有啟發(fā)、有意義的內容，有人生的體悟，能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方向。”
他所教授的課程廣受好評。如《中西文化關系史》獲清華大學、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課程，《<資治通鑒>導讀》獲清華大學精品課程，《大唐興衰》獲教育部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等。他的部分課程也被錄制為線上課程，讓更多人有機會來學習。“人文清華”講壇也曾制作過多期張小琴教授對他的采訪視頻，談論歷史和他的研究，在一些知名網站的點擊量達數千萬。
“張老師上課時沒有想象中的書生氣，反倒有些恢弘氣度。同時老師幽默風趣，課堂氛圍偏輕松，同學們的參與感也很強。”曾選過他開設的《隋唐五代史》課程的法學院2018級本科生李凱旋回憶道，“老師在課堂上讓我們現場讀了很多史書，像《資治通鑒》、《新唐書》中的一些篇章，同學們輪流朗讀，老師講解補充，讓我們感受原典的魅力。他不會把所有的內容或者觀點鋪開給我們講，更多的是提個引子讓大家思考、發(fā)揮。”
讀書、教書、寫書構成了張國剛主要的生活內容，這既是他的職業(yè)，也是他的興趣。談及歷史學科和歷史教育最大的魅力時，張國剛說：“我自己感覺很有趣，那么多人讀了我的書覺得受啟發(fā)，我也因此感到了它的意義所在。”
人物簡介：
張國剛，1956年生，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1987年任南開大學副教授，1989年為“聯邦德國洪堡學者”并在漢堡大學、特里爾大學等高校研究和執(zhí)教多年。2004年入選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是北京市高校優(yōu)秀教學名師。
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及中西文化關系史。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等職，獲《歷史研究》創(chuàng)刊30周年優(yōu)秀論文獎（1984），入清華后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yōu)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普及讀物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以及“中國好書”獎、文津圖書獎（正獎及提名獎）、中國優(yōu)秀出版物獎（正獎及提名獎）等。多部著作被譯成外文和繁體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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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襄楠 李華山 呂婷
審核：劉蔚如
